论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提出罪刑法定主义并将之确立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经典原则,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其间,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罪刑法定主义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同时也面临着时代的挑战。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该原则,有必要对罪刑法定的含义和运用作一些探讨。一、罪刑法定的价值取向（蕴涵）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但它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却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体现初论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明文规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和当然前提,这一要求和前提强调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即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要明确具体.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是对刑法规定抽象性和模糊性的非难.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一定体现.但在现有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还更需要通过对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权认同的回归和刑事法解释专业体系的兴立的确立,从而更好地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     

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典的制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罪刑法定原则在基本原则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探究 ,确立它的含义和原因。重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提出了对罪行法定原则适用的几点措施     

形式解释论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倡导

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作为两种不同的解释立场,在中国刑法领域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纷争。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两种解释是否能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从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的分析看,形式解释论有利于维护刑法中行为主义、有利于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论体系,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应该倡导形式解释论。     

罪刑法定发展演变概述

所谓罪刑法定,就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可见罪刑法定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本的唯一的标准,因而它也是世界近现代法制国家制订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近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有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所具有的含义也不相同.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罪刑法定”主张的人是中国历史上西晋时期的法学家刘颂.他说:“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就是说,对罪与非罪的判定和刑罚的使用都应当以法律正式条文规定为准,如正文没有规定,可以依照名例律断之.这种主张是很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定罪依刑法分则的条款,如分则没有规定,则依据总则.刘颂还进一步提出“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     

罪刑法定与我国的"严打"

罪刑法定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蕴涵着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平等性。“严打”作为我国的重要刑事政策,对维护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治安具有重要作用。但从法理学角度看,“严打”与罪刑法定精神相背离。     

企业伦理视野中的企业价值取向

企业的经济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道德价值取向、政治价值取向、文化价值取向等五个方面构成了现代企业伦理的原则,重视从企业伦理的视角中透视和分析企业的价值取向,将有助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健康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刑法原则有其经典的表述方法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简短的两句话却对世界各国的学者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我国刑法学界也不例外。本文就以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价值为视角对相关的文献做一个综述,以探究学者们在此方面所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为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做铺垫。     

论刑法解释中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之区分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最基本的原则,但绝对地机械地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会有一定的弊端,因此对刑事法律条文进行法律解释十分必要,而解释的关键则在于如何科学且合理地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解释,为此有必要对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进行界分.从如何进行区分二者以及区分的标准该如何界定入手,对主要学说进行论述探讨,以得出最恰当的区分界限.     

鲁迅、茅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鲁迅与茅盾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在其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理论与创作的侧重点、艺术视野诸方面均显示出鲜明的个体差异性。这是主体自身文化心理结构与客观社会——文化语境双向互动的结果。正是这种个体差异性,使得鲁迅与茅盾的文学创作分别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殊异的现代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     

新形势下中华武术价值取向的探析

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运用文献资料法、系统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试图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华武术满足社会需要发展的价值取向进行探讨和论述,并找出了现代社会和人对武术需要的价值取向即中华武术的安全需要价值取向、健身需要价值取向、教育需要价值取向、休闲娱乐需要价值取向、竞技比赛需要价值取向、国际化需要价值取向,以期为中华武术在今后的发展中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使武术在正确的道路上向着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需要的方向健康发展,让武术的价值在社会中能更大程度地得到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 人权精神及其他

罪刑法定主义是资产阶级于其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其基本含义为: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处罚。作为一种思想,它来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通过英国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传入美国,并反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上。此后,这种思想又返回欧洲,1789年法国     

论新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对1979年《刑法》作了系统地修订、补充和完善。其中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上的体现,符合法治文明发展的潮流,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各国刑法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但是理论界对国际刑法中这一原则是否存在还存在着质疑,尤其是二战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曾以事后确立的反人道罪对战犯进行了审理,更是加深了这一争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主要是国际刑法的法律渊源方面,因此只要厘定罪刑法定的“法”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就打开了解决这一争议的最重要一环.     

当前高校大学生价值取向状况调查分析——以沈阳市15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社会深刻转型,多元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生价值取向,是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本文从政治价值取向、道德价值取向、人生价值取向、文化价值取向、职业价值取向、婚恋价值取向,六个维度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教育引导的对策建议。     

论奥林匹克精神对当代大学生负面价值取向的矫正功能

通过挖掘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文化底蕴,用全面发展的观念来矫正当代大学生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的拜金主义价值取向;通过张扬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友谊、团结的精神,用集体主义原则来引导和矫正重个人利益轻社会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通过透视奥林匹克比赛规则,用公平竞争理念来引导和矫正重功利实用轻价值规范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通过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的拼搏进取精神,用创造主义来矫正重生活享受轻艰苦奋斗的享乐主义价值取向.     

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探析

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这一原则的真正实现还体现在其司法化中,即司法人员如何操作法律。这不仅需要先进的立法技术,创新的司法理念,还需要司法机构的独立和合理的司法解释。本文从这四个方面解读罪刑法定司法化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提出解决的途径,进而更有利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高效。     

民法基本原则、价值和本位新思考

民法基本原则含效力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根本准则及具有一定宣示价值的特别规则.公平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近、现代民法价值取向的特征分别是安定性和妥当性,它们的主要价值取向都是公平和秩序.民法本位是民法的根本指归.近、现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比权利本位更为本原,称其为民为本位,则更确切.可在广义社会法下的经济法等和其它行政法中确定社会本位乃至国家本位.民法本位是民法的出发点,民法价值是民法的归结点,均蕴含并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     

谈现代学校管理的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学校作为培养人的社会组织,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载体,更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现代学校管理的主导价值取向,维护人的尊严、关注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     

罪刑均衡原则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罪刑均衡原则与刑事和解制度均体现正义与预防犯罪的需求,而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在于实现罪刑均衡,最终达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刑事和解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刑事和解制度要遵循罪刑均衡原则,以防止出现罪刑失衡,不利于公平正义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