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

唐宋时期随着内地对西南与岭南地区地理考察与地情知识了解的增多，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荒蛮”、神秘印象开始发生转变。一批士大夫通过深入西南地区物质生活的亲身体验，开始逐渐消除对西南地理环境的神秘恐怖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西南瘴气由恐惧转向不断探讨瘴疫的环境因素与致病机理；考察西南、岭南民族地理之风悄然兴起，对民族地区的服饰饮食文化由陌生到认同、对西南民歌音乐文化的喜爱与探究、传播等，都表明了内地文化人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地理文化观念的一些新变化。尽管并未根本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与宗主文化的优越感，但毕竟开始转变对西南边远地区“蛮夷”文化的态度，为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在内地与西南边远地区文化经济交流与民族团结方面意义重大而深远。     

辛亥安徽光复：类型划分与重点考察——以淮上军为讨论中心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安徽独立光复迟缓。安徽最早爆发的寿州淮上军的光复独立,其社会动员、革命发动、势力拓展进程等都带有安徽辛亥革命由城乡光复再促进中心城市独立光复的鲜明特点。由此出发,考察安徽辛亥革命的类型划分和淮上军起义可进一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方言与文化的混沌学个案分析——以福建省南平地区方言概况为例

方言具有混沌特性。本文用混沌学方法对福建省北部南平地区方言进行个案研究。介绍南平地区及方言概况,应用混沌学理论分析南平地区方言的多样性和历史层次。探讨其非线性、与语言层次的自相似性等问题。并对当前的闽语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两晋时期公府与军府之机构设置及层级--以志书中的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两汉以来,帝国的政治制度有两大变化,一是幕府的公府化,一是公府的幕府化,公府与幕府相互纠结,对魏晋时期的政治形态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即对《晋书·职官志》中的相关材料进行辨析,考证了两晋时期公府与军府的层级及机构设置问题,勾勒了此一时期政治形态的具体面貌。     

民国时期的医师登记及其纷争——以上海地区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师数量日益增加,但医疗市场混乱,庸医横行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通过资格考核与登记注册对医师进行制度化的职业认证管理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也是促使医师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朝着专业化发展的一种趋向.但是在考核登记条件的宽严等具体问题上,政府与医界却一直存在着矛盾与纷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并不一致,不仅体现了管理制度与具体国情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反映了政府理想化的规范管理与医师群体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因而难以完全取得预期的成效.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各级政府和上海医界围绕医师登记而产生的纷争,探讨民国时期医师群体在专业化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其困局.     

巫术析论:以宋代女性生育、疾病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女性生活中的各种巫术事象,既是传统观念的叠现,又渗透着个人的情感和意愿;从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看,具有心理调节、行为规范、角色强化的功能;从理性角度看,纯属主观臆想,其消极性和局限性十分明显.     

灾荒与社会——以唐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础,唐代前期江南地区虽有灾害,但多是"灾而少荒"。中晚唐时期,江南地区多受战乱之苦,加之唐王朝对江南地区赋税的盘剥日益严重,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灾荒频仍,疫病多发,民生艰难。灾荒袭来,唐政府有所因应,然受时局所限,其实效性并不明显。     

传统士绅与社会剧变--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士绅为考察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变化,江西士绅阶层在社会流动中呈具出一种多元分途的态势。辛亥革命时期,处于不同层次的士绅在这场社会剧变中心态和行为模式各异,但总体上推进了江西辛亥光复的进程。反过来,这场社会变革又和江西士绅阶层的前途和命运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并对之后的江西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式教育与社会脱序——以科举制废停前后江西新式学堂为考察中心

1905年废科举前后,各地兴起办学热潮,但新式学堂应该如何办理,其规模和形式如何,各地却各行其是。究其缘由,新式学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社会各界对新式学堂这一新鲜事物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彷徨与无奈。废科举前后所呈现出的社会紊乱状态,说明转型期新式教育的培养方式导致社会结构逐渐脱序。     

政治冲突范围理论研究——以谢茨施奈德政治冲突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政治冲突的扩散性是政治冲突中的一种自发的不可抑制的自然趋势,就象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一样,它是个不可控的政治过程。不过,谢茨施奈德认为政治冲突的扩散虽然具有自发性,但可以通过政治设计予以控制冲突的范围,而不是排斥理性的政治设计。谢茨施奈德认为政治冲突范围与政治冲突结果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政治冲突范围增大或缩小对于政治冲突的结局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冲击,甚至使人无法根据原有的政治冲突对比对政治竞赛格局进行预测。针对政治主体对政治冲突范围及其路径整合的需要,谢茨施奈德对现有政治系统进行了分析和新的政治系统设计,企图使两者能有机结合起来。     

浅析传统社会教化的冲突与认同——以明代山东为中心

传统社会教化之下,由于施教者、受教者等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念不一,认同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因此,明代山东教化实践过程中总是呈现出种种冲突现象。但是,引导人们理解朝廷颁布的道德规则并使社会不断和谐,正是教化的主旨所在。因此,从此层面来讲,冲突与认同作为矛盾而又统一的社会现象,一直共存于教化之中。     

近代轮船:社会生活的一个切面——以宁波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轮船这一交通工具的出现,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这也深刻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涉及物质生活层面,还包括制度规范和精神层面。故而,轮船是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切面。具体来看,以便捷、高效、舒适、安全等优势为依托,轮船扩展了人们的空间活动范围,带来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变革,聚集了各种生活冲突,承载了市民生活记忆与想象,塑造着出行规范与公共意识。     

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蕲州、黄州二卫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卫所军户的演变以及在其家族成立的过程中军役负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明代由于在营余丁的增多,且都附着在同一个卫军的名下,他们逐渐繁衍成一个同姓的血缘群体,因与原籍之间失去联系,军差也转而完全由其承担.入清以后,漕运负担日渐沉重,开始成为卫所军户难以摆脱的附骨之疽,对此,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应对军差,于是,军役负担亦成为了其家族形成并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之一.并且,因为军役的沉重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现象,诸如如何在本户内分配军差、分担军役时与其他军户之间的斗争、户内精英阶层的出现,以及不被周围民户所认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卫所军户家族的形成与发展.     

宋代隐士的身份认同与形象塑造——以《宋史·种放传》为中心的考察

种放是宋初的四大隐士之一,他屡次接受朝廷的征召,却又屡屡辞归山林。以种放作为考察对象,对探究宋代隐士形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重要意义。种放隐士身份的确立是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结合的结果。《宋史·隐逸传》对种放形象的塑造既有刻意的拔高,也有秉笔直书之处,其对种放形象的塑造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给世人展示了一个世外高人与治国能臣相结合的形象,展示了一个"隐"与"仕"相结合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形成是政治与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徽州区域的社会文化解读——以古村落为中心

徽州古村落作为徽州区域社会居民活动的中心,其所显现的风水文化,蕴含的民居文化理念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和宗族文化观念,体现出徽州区域社会文化的意蕴,也为我们从侧面管窥徽州社会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

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也进一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地方教化与社会控制:以宋代汀州教育机构的设置为例

古代汀州是客家族群的重要发源地。汀州地区的文教发展对客家族群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汀州的文教处于大发展时期。宋代汀州教育机构设置完备,以地方官学为主,州有郡学,每县均办有县学,还设有贡院和五处贡士庄,此外还有三处书院和二所私人讲学读书处,反映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地方官员对当地教育的重视。汀州在福建属于最晚开发的地区,地理环境山峻水急,国家权力无法完全控制汀州社会,因而把教化当作重要的辅助手段。汀州完备的教育机构对汀州社会风气的改变起到促进作用。     

祖灵与神龛——以神龛为中心的考察

神龛是苗族人宗教信仰中祖先安居的一个场所,祖灵是借助神龛这一象征表达与传递苗族人的宗教信仰。苗族人通过日常对祖灵居所(神龛)的祭祀与禁忌,诠释着祖灵与家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