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主义

“革命文学”运动充斥着宗派主义的不良习气。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等革命作家,对“五四”文学与作家进行了重新评价,批判一切的决绝冲动显示出他们对待文学遗产的虚妄态度;作家战线的营垒划分又表现出“唯我独革”的“霸权”姿态。这些宗派主义作风与苏联、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消极影响密不可分。     

鲁迅参加"左联"原因再探

大陆学者把鲁迅加入“左联”说成是共产党视鲁迅为“同路人”、派人做鲁迅工作的结果。反鲁派则把这说成是“招降”、“投降”。以此对鲁迅大加挞伐。事实上,鲁迅之加入“左联’,有着多方面的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是鲁迅对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抗,是他面对日益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必然选择,也与其向往集团作战的一贯追求、重视培养文艺新人的战略眼光有关。总之,鲁迅加入“左联”是自然而然的,是对历史进步怀有热切期望,并愿意为此尽个人之力的结果。     

论胡风的“宗派主义”

胡风背负“宗派主义”罪名,源于文学批评演变为意气之争。事实上,如果说以胡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那倒是实情。但这个文学流派只表明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追求着文学事业,他们绝不是独立封闭的小圈子,更没有党同伐异的独断与专横。     

左联时期鲁迅思想的“多层累”形态

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由带着自己的独特经验和思想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与在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思想和文学观念中成长的党员知识分子共同展开的.从二者之间的联合与矛盾看左联时期鲁迅的思想文化形态,则可概括为：阶级理论视野和文化启蒙立场并行,“真的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大众二元平等,“个人的无治主义”和左翼阵营意识的消长共存.与左联党团领导人的新旧对立、非此即彼的典型思维相比,鲁迅的思想呈地质层般的“多层累”形态,是一种非政治实践的批判性文化力量.     

鲁迅与“九一八”事变

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事变发生后鲁迅对这一事件反应强烈,对国民党政府不思抗日却制造内乱的行为进行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进行猛烈抨击。这一事变对鲁迅的思想造成深远影响,使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以后的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到这一事件,让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鲁迅的“被描写”与“描写”——“国民性”话语中的鲁迅

“国民性”话语其实是一种“描写”或“叙述”,从“国民性”话语诞生的源头上来考量,鲁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描写”的客体。鲁迅的独异之处在于,他在对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的拒斥和接受中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内在功利性。鲁迅同时也充当“描写”的主体,毫无讳饰地“描写”着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孜孜以求“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立人”目标。因此,鲁迅的“描写”和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可以划上一道截然的分水岭。     

鲁迅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鲁迅在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和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对当时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准确概括。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期，连年战乱，国家分裂，礼乐崩坏，造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在玄学的推动下，老庄之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嵌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进而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法、虚的人格类型和生活情趣。魏晋士大夫们或徜徉山水．逍遥自娱；或抛弃礼法，放浪形骸．构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异景观。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与魏晋风度关系最为密切、受其影响最深的一个，在他的思想性格、人生态度、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打上了魏晋风度的烙印。     

论后期鲁迅与“上海人”文化性格

以"精明"为核心性格特征的所谓"上海人",既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和人格化表现。无论从籍贯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鲁迅都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及上海文化始终未能"消化"鲁迅、"溶解"鲁迅,鲁迅也始终对上海文化主要采取批判态度。"上海人"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处在鲁迅人格精神的对立面。在鲁迅那里,与"上海人"的"精明"针锋相对的,是其彻底的反虚伪、反庸俗、反市侩、反财富和权力崇拜的做"呆子"的意识。他在其生命后期不懈地进行对"聪明人"的批判和对"呆子"精神的颂扬,自觉抵抗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中的信奉个人利益至上、实利主义的"精明"倾向,呼唤气魄宏大、精神强健、正直、质朴、无私、真诚的"上海人"。鲁迅对"精明"之外的真正能够支撑民族文化革新的强健人格的探寻,折射出强健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     

再论对鲁迅的评价问题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的数十年中 ,鲁迅一方面受到许多人的衷心热爱 ,另一方面又被某些人所拒绝 ,甚至攻击。这是为什么 ?廓清这一问题 ,对于正确评价鲁迅的思想、精神和品质 ,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和社会意识 ,都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与戏剧”研究述评

鲁迅在戏剧的倡导和发展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他的戏剧见解,尤其是在对传统戏曲的反思与现代转化、现代话剧的引进与发展以及戏剧的功用问题的认识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回顾和总结过去有关＂鲁迅与戏剧＂研究的基本情况、发展轨迹、主要成果和经验教训,对今后深化该课题的研究必然有所裨益。     

“文化与民族的合一”——鲁迅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鲁迅对“审美现代性”的理解,更强调“感性地注意自我或意志精神”和“同民族主义即同政治的结合”二者之间的共通性,这更符合尼采审美主义话语诞生时的原义。     

鲁迅对民间文学的人为“变异”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鲁迅与民间文艺”研究散记

鲁迅曾对民间文学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为的“变异”问题作过深刻阐述,既指出“绞杀”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主张与处理办法。     

试论鲁迅“捣乱”的边界

鲁迅一生致力于通过文学、文化活动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性,促使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向着进步的光明的方向转变。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大致的＂捣乱＂边界：尽可能地不直接同权势者发生正面冲突,以便使自己存活下来,并能够坚持＂韧性的战斗＂。除了改造国民性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外,统治者的残暴、对＂不可再造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以及庸众的＂看客＂心态等等也是他采取这一策略的重要原因。     

鲁迅小说中的“我”

有许多的中学生朋友来信询问，“鲁迅小说中的我是不是就是鲁迅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鲁迅小说中的“我”有些有他自己的故事，有些则未必，而有的并非以“我”出现的人物则又有鲁迅的影子，但无论哪类作品，鲁迅的小说都有他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下面就从叙述、故事、“意思”（鲁迅语）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段]     

试论鲁迅“捣乱”的边界

鲁迅一生致力于通过文学、文化活动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性,促使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向着进步的光明的方向转变。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大致的＂捣乱＂边界：尽可能地不直接同权势者发生正面冲突,以便使自己存活下来,并能够坚持＂韧性的战斗＂。除了改造国民性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外,统治者的残暴、对＂不可再造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以及庸众的＂看客＂心态等等也是他采取这一策略的重要原因。     

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本文对“鲁迅左翼”及其和陈映真的关系作了一个勾勒,笔者首先讨论了陈映真如何解读鲁迅作品,即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象征。在此基础上,指出3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从二者的比较入手,笔者讨论了“鲁迅左翼”四点精神特征。这样的“鲁迅左翼”不仅属于鲁迅,它是所有的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陈映真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和独特的贡献。陈映真正是这样的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的后来者之一。     

鲁迅“印经”考辨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鲁迅之名成为无形的巨大精神资产,随着其辞世,更是不断被各种力量争夺。鲁迅早年曾于1914年捐钱刻过经书《百喻经》和《地藏十轮经》,佛学界人士在解读这件事的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将鲁迅"佛化"了,将其阐释为佛学中人,使之成为佛学界的精神资产。     

鲁迅“生存论”时间观与四维人学思想的建构

鲁迅的著述蕴含着庞大、丰富的人学因子,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人学世界。从鲁迅正视现实、关怀当下的"生存论"时间观出发,挖掘其注重作家主体人格力量的"立人"文艺思想,深入其内部考察鲁迅的四维人学思想框架:以科学去蒙昧,以信仰树尊严,以个性行人道,以思想立精神。人学视角是一把利刃,可以剖开鲁迅研究的诸多难题,也能将鲁迅关于人的发展观念步骤化、具体化,以借鉴其进步意义和促进中国人学的发展。     

视角、“我”与鲁迅小说

视角即人称问题，是解读鲁迅小说的关键。鲁迅小说最常用的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其叙述人“我”既是一个经常出现、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艺术形象，又带有鲜明的作家主体特征。认识“我”的作用及其形象内涵对理解鲁迅小说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与“一二·九”运动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为全面抗日战争做了充分准备。作家鲁迅是这次运动的间接参与者,他积极帮助运动中遇到困难的学生,使得这次运动得以顺利进行,他还在一些杂文和通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学生的担心和忧虑。对鲁迅与＂一二·九＂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体会鲁迅坚持战斗的精神,体会鲁迅始终跟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坚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