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量存在,为此,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一次是同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的论战;一次是同研究系政客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一次是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觉醒,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第三次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先后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几次论战都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等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通过论战,使更多的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     

错位与悖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终结与评价

中苏大论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更加严重，使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中国党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尽管中苏双方都声称论战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场论战中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与此相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埋下了其在20世纪柬步入低谷的伏笔。     

评陈独秀的中国社会史观点

中国社会史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问题大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焦点是中国古代社会究竟分成哪几个时期,实质则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论战,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最后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在1927——1937年的十年中,陈独秀正在经历着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即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逐渐沦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并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五年的时光。他并无专文论述自己的社会史观点,也未在大论战的高潮中发表文章参战,但是,他的社会史观点     

热辩中的冷观——科学史学派缺席三大论战原因探析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以及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展开了论争。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长,影响也很深远,而且参加论战的人员比较复杂,牵动着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史学界的“正统派”——科学史学派却对这场论战态度冷淡,几乎无人参与其中。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论战的起因和目的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科学史学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会参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论战的议题不在科学史学派的研究范围内;论战的参与者并没有被主流学术圈接纳;科学史学派与论战各方在治史方法上有着巨大差异;论战的起源、发展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论战的党团性使得科学史学派对它敬而远之。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大论战后果研究综述

中苏大论战是20世纪国际共运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果和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大论战后果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对毛泽东及中共认知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对世界政治格局及苏共路线、苏联社会发展的影响。     

试论1943年国共两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战——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为中心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引发了国共两党的大论战。主要围绕中国之命运展开论战,包括政治、道德、哲学和传统文化等。论战的双方的主要阵地是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为中心的国共两大党报。     

教育学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傅斯年与教育学者的一场论战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1932年,他与当时的教育学者对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本文探讨了此场论战的背景、过程并与美国教育史上的“教育大论战”作了对比。评析此场论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洞察把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理解他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态度。     

日本的中苏大论战研究综述

中苏大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论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于世界政治格局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与其他各国学者一样,日本学者也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日本学术界有关中苏论战爆发的原因、论战涉及的理论问题以及论战所带来的历史教训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深化中苏论战的认识有深远的意义.     

索绪尔学说和中国语法学的现代化--重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法革新讨论”争论的问题是法体系，但是其性质是两种语言观和方法论原则之争，是20世纪第一次语言学理论的大论战，是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胜利。     

现代思想进程中的选择与对峙——试论科学与玄学论战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探索发展进程中,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继五四之后又一场关涉对中西方文化不同认识和抉择的学术思想论战。笔者认为在学术层次上科学派虽然取得优势,但在哲学层面上科学与玄学的认识论相互对峙,不容相互代替;科玄论战的实质依然是中国学术思想界面对西学东渐问题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场论战展现的是东西方不同人生信仰的操持及发展路向。     

信教自由论战──二十年代一次重大的思想文化之争

“信教自由论战”是发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重要论争。这次论战以思想文化界著名人物陈独秀、蔡元培、吴虞等人为一方，以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就非基督教运动是否符合宪法“信教自由”原则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展开了论辩，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本文对此次论战的起因、论战内容及论战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作了探讨。     

论世界历史视野中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于对世界历史的分析和判断,不断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先后两次引导中国从世界体系撤离。第一次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脱离出来,加入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以中苏论战为开端,中国又逐渐脱离世界社会主义阵营。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国际战略,打开封闭的国门,中国逐渐重返世界舞台。上述两次对外战略调整都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进而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顾社会主义史上的论战 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

社会主义作为学说、运动、制度，在它产生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三个发展阶段上经历了四次大论战。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长期性，论战还将持续下去。共产党人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心理准备，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     

1930年代"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前,发生于1935年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战与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具有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互为动力的,在这次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也促进了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其次,1930年代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这次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战中,学者们对文化建设的原则、途径、方法及文化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促进人们更加理性和清醒地思考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最后,在这次论战中学者们提出的关于文化的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的雏形,论战同时引发了关于文化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以及如何使之中国化的思考,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是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后作出的科学回答.     

四道选择题简析

1．何为“思想解放”？促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是A．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B．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C．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D．“问题”与“主义”之争     

"一大"前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

过去在研究李达时,人们忽略了中共"一大"前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一大"召开前,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李达是论战的主将,还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     

科玄论战述评

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尽管论战双方的哲学基础各有优劣,但他们都代表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利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唯物史观、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思想界风行一时。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成为其时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种新倾向。与此同时,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社会各界格外注意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并引发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论战中,唯物史观大行其道,从而促使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但论战中大多数人的研究因政治上的干扰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不但贡献殊少,且反使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时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轨。一些学者意识到问题所在,起而矫偏救弊,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学问的学术规范化。厘清这一段历史,有助于理解、认清近现代思想、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纠葛关系。     

醇儒与英雄之争——论朱熹陈亮论战

朱熹陈亮之间的论战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论战之一。他们二人在论战中主要讨论了“王霸义利”、“醇儒与成人”等问题,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尝试解释论战产生的原因,认为他们二人在解决南宋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势问题上,一个站在了儒家内圣立场,一个站在了儒家外王的立场,由此引发了这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