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原因及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原因是佛教能慰藉他们的时代痛苦和人生痛苦,激励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并为他们提供道德理想和艺术借鉴。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价值取向有洁身顺世、浪漫愤世、勇敢救世、理性疑世四种类型。     

论大家庭出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积极影响

本文从思想性格、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等方面阐述了大家庭出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积极影响。笔者认为，大家庭痛苦的生命体验为现代作家准备了生活与情感的积累，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其受到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由于特殊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他们对封建大家庭的解体情有独钟，中国现代家庭叙事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及其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与大家庭出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

由于现代中国作家深受“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想氛围的影响，因而他们大都否认和讳谈自己同传统文化的血缘联系。但事实上他们却以各种方式保持着同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传统文化已经浸透到现代中国作家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作用于他们的人格建构和审美情趣。探讨现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态及现代中国文学的自身特质。     

80后文学的审美价值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李傻傻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如一股风暴般席卷了中国文坛。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字张扬了痛苦、快乐、叛逆、以及个性化的现代气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农民话语写作的百年思考

农民话语写作，基本上体现着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那些农民出身的作家渴望成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代表,却又无法摆脱落后的农民意识；他们试图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或都市文明的话语方式，却又倍受传统而落后的思维范式的痛苦困扰，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更能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参得文学底上禅——论许地山的佛理文学观

许地山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而且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一篇《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用佛理参文理,堪称独特。     

面对现代文明的京派、海派作家

北京和上海有着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形态。前者凝聚着传统文化,因而处处显露出凝重典雅;后者重视物质、趋新求异,因而具有通俗性、先锋性。北京和上海城市文化的巨大反差,孕育出了不同的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使得他们面临中西文化撞击时对现代文明所持的态度各异。面对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京派作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疑惑甚至排斥,而海派作家对都市文明则怀有留恋多于批判的心态。这造成了两派作家切入现代文明的角度不同,京派作家偏重于对乡村中国理想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而海派作家则偏重于对都市文明喧哗骚动美的刻划,追求奇俏、突兀。     

梁实秋等现代作家对《秋野》月刊的影响探究

文章聚焦南洋侨生主办的《秋野》月刊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密切关系,主要研究梁实秋、徐志摩、余上沅等《新月》作家以及与王任叔等中国现代作家对《秋野》月刊的“浇灌”,并解读他们在《秋野》上所刊发文章的文学思想和艺术特色,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作家对《秋野》刊物乃至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的荆楚文化情结

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生命与荆楚文化保持着血缘般的亲密关系。荆楚文化以其丰富的哲理内涵，影响着中国现代作家文化思想及其审美观念的形成；中国现代作家在用身心解读荆楚文化经典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出传统文化中的深层内蕴；荆楚文化的艺术精神影响着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创造，他们的文学生命中有着浓重的荆楚文化情结。     

日本殖民时期韩国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

在韩国用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可以从1920年开始算起。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来说,鲁迅是不可回避的高峰。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及文坛的发展动向,甚至连中国自身也忽视的现代作家也有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两国作家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一面;还可以发现韩国文坛已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自己的评价。中、韩在历史背景类似的情况下两国关系确实超乎寻常,中国现代作家对时代的认识非常准确,把活生生的经验和思考融入他们的作品里。韩国作家将其精髓介绍到韩国,希望韩国人民觉醒起来,为国家光复而努力。     

中国佛教对近代科学主义的回应

中国佛教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流行的历史时期步入复兴之路的。近代中国佛教界关于佛教与科学的关系有以下一些基本看法：佛教重视科学；佛法不违背科学；佛法可以与科学互补；佛法高于科学；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这些观点反映了佛教与西方一神教的差异，但基于时代的原因，当时的佛教界尚不能认清科学现象和科学精神的区别。中国佛教接受了科学主义的洗礼未必是坏事，但现代人间佛教还必须从科学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才有可能找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唐代儒释道文化之兴盛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唐代尽管出现过唐初重道、武后重佛、中唐儒佛对抗、晚唐排佛重道的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但三教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并行存在、各自发展。唐代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包容性特征,直接促使唐人形成充满活力的艺术创造精神。这种艺术创造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方面,则呈现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喜人景象: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以韩愈为首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与初唐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的文学革新精神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横贯全唐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有效发挥了"诗教"的社会功能;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唐代士人在"兼济"无望的情况下,遂选择了"独善"的避世归隐之路,他们遁迹山林,神游云霞,其诗歌想象之丰富奇异,意象之瑰丽神妙,意境之凌虚飘渺,将浪漫主义的诗学精神推向了新的境界;在佛学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即心即佛"、"无着无住"的随缘任运的思维形式与"当头棒喝"的"顿悟"意念,直接渗透到唐人诗歌的艺术中。     

启于杨而成于赵：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

佛法久住,离不开居士的护法。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居士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出生在皖江流域的杨文会与赵朴初,凭借着他们强大的愿与力,前者开启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后者则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领导佛教界实现着中国佛教复兴之梦。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启于杨而成于赵。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杨仁山信佛缘由及思想根源探析

杨仁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复兴中国近代佛教的杰出人物,对近现代代佛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杨仁山走上佛教之路的主客观原因,提出杨氏毕生虔诚信佛是个人际遇、家乡文化和社会历史等综合原因所致,并且还认为他的佛学思想的是受到其家乡九华山佛教文化和徽文化中的理学的深刻影响,以及直接渊源于佛教典籍《大乘起信论》。     

太虚大师与佛教慈善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继承传统佛教慈善的基础上,认为佛教慈善是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佛教慈悲精神对国家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义。在他一生多变的思想历程中,始终把佛教慈善作为其佛教革新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广泛参加了诸多佛教慈善的实践活动,并对孤儿教育、慈善医院等佛教慈善有所建言。太虚大师的人间净土理论为近代以来的佛教慈善事业作了新的理论补充,并在实践中充分利用新的媒介手段促进和扩大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契理契机的慈善理念同样也蕴含了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思想,佛教慈善与佛教教育的紧密结合也构成了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新特点。     

"五四"作家与佛教

“五四”作家之近佛是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文学方面的原因,亦与传统价值系统的解体密切相关,近佛一方面使“五四”作家入世不忘出世,积极中隐含着消极,另一方面佛教中的自贵其心、不依他人的精神追求,静观默照,直觉顿悟的禅宗思维以及明智通达,理而有情的慈悲境界对他们的人格塑造,文化创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语文教材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中国语文教材文化从1904年颁布新学制开始,已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现代化努力。文章试从本源上理清教材文化的特质,寻找教材文化的现代定位,认为必须破除盲目迷信西方文化中心的观点,也必须破除固守中华文化中心而不思变革的观点。只有更清醒、更理智地将语文教材文化定位在民族与文化上,我们的语文教材文化建设才会真正从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     

试析圆瑛大师的禅学思想

圆瑛大师是近代禅门高僧,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倾心《楞严》,禅净双修,儒释会通,倡文字禅,爱国救世等五个方面。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近代时代大背景下佛教界人士应机说法,引导世人离苦得乐的时代特色,反映了近代禅宗发展的总趋势,也展现了近代禅僧的独特品格。     

解读《般若无知论》

《般若无知论》一对中国佛教哲学与认识论影响深远。解读其能照之智(认识主体)与所照之境(认识对象)以及能照与所照的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尤其是现代物理学思想的观点来看，《般若无知论》中既包含合理的辩证逻辑思想，又有相对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