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永宁路东汉墓M4发掘简报

2013年5-7月,在河南省偃师市首阳新区永宁路基建过程中,发掘一批东汉至西晋时期墓葬,其中东汉墓M4规模最大,该墓位于永宁路与汉魏路(华润路)交叉口往东约200米。M4地表原有封土,勘探地表下原始封土呈圆形,直径约31-32.5米。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多室砖石墓,由墓道(附2耳室)、甬道、前室(附1耳室)、西后室、东后室(附1耳室)组成。墓室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西侧砌有棺床,两个后室均呈纵长方形。墓葬盗扰严重,出土器物12件(组),有陶质瓦当、铜质弩机、车马器等。M4位于东汉帝陵邙山陵区东部的陪葬墓区内,属于帝陵陪葬墓。通过M4布局分析,前室棺室与双后室均至少可葬1人,总计至少葬有3人。M4墓葬形制巨大,结合随葬器物特征,该墓应属东汉中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     

河南偃师永宁路东汉墓M149的发掘北大核心CSSCI

2013年7月,在河南省偃师市首阳新区永宁路基建过程中,发掘、清理东汉墓M149。地表上原有封土,根据钻探,原封土平面近圆形,最大径约35米。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多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前室、甬道、前室(附1侧室、2耳室、1壁龛)及四个后室组成。墓室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并列四个后室均呈纵长方形。残留器物5件(组),有陶多枝灯、石黛板、铜钱五铢等。M149位于东汉帝陵邙山陵区的陪葬墓区内,属于帝陵陪葬墓。M149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并列四个后室,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绘有壁画,墓壁涂有"朱彩条带",以象征房屋的木架结构。通过布局分析,M149前室南侧室与四个后室均可葬1人,加上甬道前室2人,该墓至少葬7人。综合比较,M149始建年代可能为东汉早期,墓主人身份为高等级贵族。     

河南偃师永宁路东汉墓M149的发掘

2013年7月,在河南省偃师市首阳新区永宁路基建过程中,发掘、清理东汉墓M149。地表上原有封土,根据钻探,原封土平面近圆形,最大径约35米。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多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前室、甬道、前室(附1侧室、2耳室、1壁龛)及四个后室组成。墓室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并列四个后室均呈纵长方形。残留器物5件(组),有陶多枝灯、石黛板、铜钱五铢等。M149位于东汉帝陵邙山陵区的陪葬墓区内,属于帝陵陪葬墓。M149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并列四个后室,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绘有壁画,墓壁涂有"朱彩条带",以象征房屋的木架结构。通过布局分析,M149前室南侧室与四个后室均可葬1人,加上甬道前室2人,该墓至少葬7人。综合比较,M149始建年代可能为东汉早期,墓主人身份为高等级贵族。     

北京密云西晋墓发掘简报

2008年6月,为配合密云镇中心小学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对工程用地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发掘区位于密云镇大唐庄村北,东部约700米处为白河河道。本次发掘的墓葬以辽金时期为主,仅有一座西晋时期的砖室墓,编号M12。该墓保存情况较好,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墓道、甬道偏于墓室中轴线一侧,方向340°,通长12米。墓室内共清理出随葬品10件。通过对墓葬结构及出土文物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其年代为西晋时期。     

重庆万州熊绍福墓群发掘简报

2012年6月12日至8月30日,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考古所合作,对位于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朝阳村3组的熊绍福墓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14座,包括战国晚期、东汉晚期土坑墓各1座,东汉晚期砖室墓1座,东汉至南朝时期石室墓5座,东汉至南朝时期崖墓6座。虽然大部分墓葬被盗扰、破坏严重,发现很少或未发现随葬器物,但其中4座石室墓的墓壁发现一批石刻画像,包括鱼、马、骑行、鱼鹰抓鱼、蟾蜍、蛙、仓房等图像,除蟾蜍和蛙为浮雕外,其余图案均为阴线浅刻,工艺古拙、粗陋,反映了这一地区东汉至南朝时期的丧葬习俗。土坑竖穴墓M8仅存30-50厘米高的墓底,却出土了保存很好的四穿铜戈和较为完整、时代明确、明显带有楚文化特征的两套鼎、敦、豆、壶陶器组合。熊绍福墓群的发掘,为三峡地区古代物质文化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华为南京基地南朝墓M36北大核心CSSCI

雨花台位于南京城南,地势较高,早年在此发现过大量六朝时期重要墓葬。2006—2007年,华为南京基地在此施工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其所涉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共发现100余座古代墓葬,时代分布于六朝时期至明清时期。有一座编号为06NYHM36的南朝时期土坑竖穴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虽早年遭到盗掘,损毁严重,但仍出土较丰富的随葬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金器、银器。其中一件金罐重79.8克,在南朝时期墓葬的发掘中较为罕见。该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南京地区南朝墓的分期、墓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华为南京基地南朝墓M36

雨花台位于南京城南,地势较高,早年在此发现过大量六朝时期重要墓葬。2006—2007年,华为南京基地在此施工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其所涉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共发现100余座古代墓葬,时代分布于六朝时期至明清时期。有一座编号为06NYHM36的南朝时期土坑竖穴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虽早年遭到盗掘,损毁严重,但仍出土较丰富的随葬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金器、银器。其中一件金罐重79.8克,在南朝时期墓葬的发掘中较为罕见。该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南京地区南朝墓的分期、墓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郑州森林公园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3月至8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森林公园基建工地抢救性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M18形制较大,墓道结构独特,出土文物33件（组）,其中陶羊尊、百枝灯座、博山炉保存完整,造型优美。这一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郑州地区东汉中期的墓葬制度、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南京六合葛塘汉墓M1北大核心CSSCI

2012年6月,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中鑫路北侧的一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呈刀形,由墓室及墓道组成。随葬器物多位于头箱及侧箱,有陶罐、陶壶、陶瓿、陶灶、陶琀、铜削、铜锅、铜镜、铜车马器、铜钱、铁剑、漆耳杯等。该墓虽遭施工破坏,但形制基本完整,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器物组合清晰。其中,墓道内随葬明器类铜车马器的现象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为研究南京地区汉代墓葬分期、演变规律和随葬制度等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南京六合葛塘汉墓M1

2012年6月,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中鑫路北侧的一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呈刀形,由墓室及墓道组成。随葬器物多位于头箱及侧箱,有陶罐、陶壶、陶瓿、陶灶、陶琀、铜削、铜锅、铜镜、铜车马器、铜钱、铁剑、漆耳杯等。该墓虽遭施工破坏,但形制基本完整,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器物组合清晰。其中,墓道内随葬明器类铜车马器的现象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为研究南京地区汉代墓葬分期、演变规律和随葬制度等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四川大邑县兔儿墩土坑墓发掘简报

兔儿墩墓地是一处汉代墓地,该墓地经过多次下葬、封土,在地表形成了高大的土墩。2007年9月至11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大邑县兔儿墩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10座墓葬。通过此次发掘,基本了解了兔儿墩墓地形成过程及封土结构。其下层为西汉土坑墓,上层为东汉砖室墓,宋明时期又在汉墓封土上下葬。其中3座西汉土坑墓(M8-M10),均未被盗,出土了丰富的器物。陶器有罐、瓮、盆、豆、钵、釜、壶、盘、井、熏炉、鼎、盒等,铁器有釜、锸、削,铜器有带钩、环、车軎等,及200余枚半两、五铢钱。M8、M9时代大概为文景时期墓,属于西汉早期晚段;M10为武帝时期墓,属于西汉中期。兔儿墩墓地的发掘提供了一批西汉早期墓葬新资料,对于探讨汉代土墩墓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临泽西寨汉晋墓群

2014年5至9月,甘肃省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临泽县文物局、博物馆联合对临泽县重点建设项目枣乡公路西寨段开挖排污管道中发现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10座,均为砖室木椁墓。地表既无封土,亦无坟茔,均为口大底小的台阶式墓道。有三室和双室两种类型,三室前、中、后室墓顶结构形制组合为穹窿、券顶、券顶,覆斗、覆斗、券顶,穹窿、穹窿、券顶和穹窿、覆斗、券顶四种;双室墓前、后室墓顶结构形制组合为覆斗、穹窿,穹窿、券顶,券顶、券顶三种。墓道朝向不统一,出土器物200余件。陶器基本组合为罐、壶、鼎、尊、豆、仓、杯、盘、灯、盆、甑、釜;铜器有镜、带钩、弩机、筓、戒指、微型铜铃,另有铁器、漆器残块和五铢钱等。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中期,为研究河西走廊这一历史时期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湖北郧县龙门堂墓地两座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6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水利工程,根据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郧县龙门堂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77座。其中M36和M38形制较有特点,虽遭破坏,但墓底器物保存完好,随葬品组合完整,是研究鄂西北地区低等级汉代墓葬的新资料。M36形制较为特殊,属于刀把形土圹砖底木椁墓,M38为长方形土圹单室砖墓。两座墓葬墓主的地位不高,属于中小地主或低级官吏,墓葬规模不大,葬具为单棺单椁,漆棺彩绘,共出土陶、铜、铁、玉等质地随葬品51件,铜钱196枚。推测M36年代为西汉晚期,M38年代为东汉初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汉代砖室墓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山东济阳前刘村唐代家族墓发掘简报北大核心CSSCI

20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顾忖先后任官黄县尉,东光、章丘、临济县令。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官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M2是济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双室墓提供了详细资料。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义。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山东济阳前刘村唐代家族墓发掘简报

20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顾忖先后任官黄县尉,东光、章丘、临济县令。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官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M2是济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双室墓提供了详细资料。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义。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洛阳市西工区三座战国墓出土文物

2005年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了一批东周时期墓葬。其中3座战国墓分别出土彩绘陶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这3座墓的文化属性不同于洛阳地区其他东周墓,而与山西侯马、河南安阳及郑州地区有着密切关系。     

西安张家堡村汉墓群

张家堡村汉墓群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七路与未央路十字路口西北角,行政隶属于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办,西距汉长安城遗址约2.3公里。2013年3月7日至3月31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厚鑫实业旺景国际大厦项目建设过程中清理西汉墓葬42座,出土一大批精美文物。这处墓地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个别为竖穴土圹墓。其中洞室墓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多,依据墓道和墓室宽度之比分为墓道宽于墓室、墓道与墓室宽度接近、墓道窄于墓室三型,个别墓道内或墓室带小龛;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大部分墓葬有棺椁痕迹。该墓地墓葬规模较小,排列密集,方向以西向和北向为主,时代自西汉早期至中晚期,推测应为一处汉长安城内居民墓地。另外,M29出土的彩绘铜镜直径超过27厘米,为研究西汉彩绘铜镜提供了新材料。     

洛阳市魏紫路晋唐墓发掘简报

2015年3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魏紫路蒋沟段基建考古过程中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C4M1020为西晋墓,形制为竖穴墓道方形单室土洞墓,出土有陶罐、碗、盆、灶、井、圈厕、马、帐座及2面连弧纹铜镜等.C4M1019、C4M1021、C4M1023为唐墓,形制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C4M1019出土有陶侍俑、天王俑...     

湖北郧县龙门堂墓地M50等四座汉墓发掘简报

龙门堂墓地位于湖北省郧县东约40公里的安阳镇小河村一组的五谷庙岭,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77座,本文对其中M50、M73、M74与M77四座墓葬的发掘及出土情况进行介绍。四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品主要以陶器为主,出土少量铁器。依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等判断,M50的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M73、M74和M77的时代为西汉早期至中期。以上墓葬的发掘为探讨龙门堂地区汉代葬俗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此外,结合龙门堂墓地以及临近的龙门堂遗址,可以为研究墓葬与居住区的关系、墓地安排及中下阶层人群的社会生活及物质文化等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南京板桥新凹子两座西晋纪年墓

2013年10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板桥街道板桥市场群建设,对项目用地B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B地块占地12万平方米,地处张家洼、新凹子两个自然村,共发掘战国至清代墓葬17座,窑址1座。其中在新凹子村发掘的2座西晋纪年墓,一为元康七年,一为永宁元年,墓葬形制保存完好,未被盗扰,出土陶瓷器、铜器、铁器等各类随葬品40余件。尤为重要的是,M8出土的纪年砖,载明墓主身份与卒葬年月,是近年来六朝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M8出土的纪年砖与1960年代板桥石闸湖晋墓出土的同类纪年砖相比较,无论是文字还是纹饰均一致,为重新认识石闸湖晋墓墓主和墓葬用砖来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墓葬所在地板桥位于南京西南,是陆路与水路进入南京的交通要道。在此地发现的高级别身份墓葬,为研究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地理分布、形制和葬俗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