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城子汉代壁画墓

营城于汉代壁画墓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沙岗子村附近,因墓内有壁画而得名。1931年发掘,196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营城子汉代壁画墓结构特殊,也是全国汉代墓中所罕见的。整个墓室……     

从王处直墓看中国古代墓葬中“门神”形象的流变

为了祛邪御凶,中国古代墓葬中多有镇墓神物和镇墓图像。这一现象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汉代墓门两侧的门侍、神兽等图案正是这种镇墓意识的延续。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在墓门两侧放置守护者的传统,墓室中还多有披甲执锐的镇墓武士形象。同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下,以菩萨形出现于佛传故事中的天王,与中国武士形象不断互动交融,最终形成了隋唐墓葬中的镇墓天王俑。晚唐时期,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于守护死者灵魂的镇墓神兽、镇墓天王俑逐渐消失,但仍有天王形象的守护者保护墓主的安宁。不过墓葬的天王形象也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且在宋、辽墓葬中继续流行。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天王石刻正处于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洛阳汉墓壁画的艺术价值

汉代是中国传统绘域艺术语言和样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汉代墓室壁画作为汉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时代特征。两汉大量墓室壁画材料,恰好填补了绘画史上唐宋以前绘画的缺失。墓室壁画,不仅可以补足画史的缺失．而且可以为传世绘画的研究提供参考。而地处中原腹地的古都洛阳,是两汉的陪都和都城。洛阳地区发现的汉代壁画墓占全国目前发现的壁画墓总数的40％。     

山西沁源县正中村金代砖室墓壁画摹本考

1958年,山西省沁源县正中村发现一座金代砖室墓。该墓葬坐西朝东,为不规则多室墓,由主室及五个侧室组成,其中主室内绘制有壁画。根据造墓题记可知此墓是家族迁葬墓,修建年代为金大定八年(1168年)。墓葬发现以后,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清理,撰写《沁源县交口乡正中村金代砖室壁画墓葬考察记录》,并临摹壁画。这套壁画摹本包括亡灵过桥图1幅,男女对坐宴饮图4幅,骑马出猎图2幅,庄客生产生活图2幅,二十四孝图8幅,构件彩饰图案6幅,共计23幅,现由山西博物院收藏。在壁画图像中,人物旁边有题记表明人物身份,与该墓造墓题记呼应,为解读这一地区的壁画内容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咸阳唐代苏君墓献疑

咸阳唐代苏君墓自1963年发掘材料公布以来,对其墓主人学界多有考证,一般认为墓主人是唐赠幽州都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然从苏君墓的墓葬元素,如木门、壁画内容、天井个数、墓地位置等分析,发现其中尚有可疑之处。在初唐至盛唐时期甬道内设置木门的墓主人为李唐宗室或外戚,苏君墓墓道内的青龙白虎壁画亦见于同一时期的李唐宗室成员,加上该墓紧邻窦诞和襄阳公主合葬墓,综合已有研究,推测墓主更有可能为李唐姻亲,墓主人为南昌公主和驸马苏勖的可能性最大。苏君墓墓室内的殉葬器物多被扰乱和砸碎,且前室两侧设有小龛,墓底铺砖也被破坏殆尽,仅墓道内的壁画及前后两墓室穹顶所绘的天体图保存完整。苏君墓中这些不寻常的现象除早期盗墓和被水冲过等因素影响外,似是一种有意破坏的迹象,或因僭越制度而遭到毁弃。     

洛阳唐代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壁画探析

2005年,河南洛阳洛南新区发掘出唐代神龙二年(706年)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在墓道、过洞、天井壁上残存人物、动物形象的壁画,甬道及墓室壁画已脱落无存。墓主人唐氏为安国相王李旦的孺人,身份不同寻常。所以,该墓壁画能够反映出唐代高等级墓葬壁画的一些特点,如在墓道两侧绘以体形较大的龙虎形象;在过洞上方画出仿木结构的楼阁,以象征阳间宅第;在过洞、天井两壁绘制一系列的人物、动物形象,展现出当时的生活场景。这些壁画题材在同时代的关中地区唐代壁画墓中也有发现。由于唐氏墓墓主人身份的独特性,因而该墓壁画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壁画的线型与用笔、用墨与调色、造型与神态等方面。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唐氏墓壁画在唐代两京地区墓葬壁画中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洛阳汉代壁画作品欣赏

洛阳汉代墓室壁画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汉代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在丧葬文化领域中的反映,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的古代艺术珍品,今天依然有其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北大核心CSSCI

汉代墓葬内铺放钱币现象发现不多,较明确者有六座,包括江苏四座西汉晚期墓葬、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及河南陕县刘家渠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就位置而言,有棺内底尸身之下、尸身之上及椁挡板与墓壁结合处三种形式,并有平铺与竖铺两种铺放方式。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尸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替代品为钱币或其组合,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这一现象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丧葬礼俗的多样性和发展中的吸收与创新特征,同时亦折射出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内容。     

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

汉代墓葬内铺放钱币现象发现不多,较明确者有六座,包括江苏四座西汉晚期墓葬、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及河南陕县刘家渠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就位置而言,有棺内底尸身之下、尸身之上及椁挡板与墓壁结合处三种形式,并有平铺与竖铺两种铺放方式。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尸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替代品为钱币或其组合,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这一现象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丧葬礼俗的多样性和发展中的吸收与创新特征,同时亦折射出与之对应的墓主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内容。     

汉代墓葬的墓垣类型及相关问题

汉代较多墓葬砌建墓垣用于保护封土,并与丧葬需求相结合,衍生出一些其他功能和作用,内容与内涵也不断丰富。考古发现的汉代墓垣已有相当数量,地域上既有集中也有零星分布,有较多明显特征。汉墓的墓垣一般为1-2重,具体位置、平面形状存在不同,砌筑材料及砌建方式亦有差异,反映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折射出与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关的内容。汉墓的墓垣对于辨识原有封土的形状有重要作用,进而可探讨汉代墓葬封土的发展和变化。墓垣与墓地围墙存在差别,具体表现在面积、功用、配套设施及与封土距离远近等方面,文献关于汉墓围墙的记载较多,可能与围墙明显体现墓主身份等级有关,而墓垣相对低矮,较高等级墓葬极少使用是其少见于记载的原因之一。     

山西汾西郝家沟金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6年3-7月,为配合山西其亚铝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工作站、汾西县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在山西临汾汾西县郝家沟村北发掘了3座金代砖雕壁画墓。其中,M153是一座仿木构圆形穹窿顶单室砖墓,虽彩绘层保存较差,但墓室结构完整且特殊,雕刻内容丰富,出土瓷器特色鲜明,在晋南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罕见。M2与M19是两座毗邻的家族墓,M19墓室大部被毁; M2是仿木构八边形叠涩顶单室砖墓,墓室虽经扰乱,但仿木构砖雕和建筑彩绘保存相对完好,妇人启门图较为生动。从墓葬形制、砖雕样式、壁画内容及出土瓷器分析,这批墓葬年代为金代,为进一步探讨山西地区金墓区域面貌和葬制传统提供了新资料。     

山东地区汉代合葬墓分析

山东地区发现较多汉代合葬墓。根据合葬人数,可以分为两人合葬、三人合葬、多人合葬三种。两人合葬基本为夫妻合葬。山东地区合葬墓墓葬形式的选择,在受汉文化同一主体影响下,既有共性又有地区特点。同穴夫妻合葬在汉代早期发现较少,西汉中期之后成为本地区夫妻合葬的主要方式;夫妻并穴合葬贯穿两汉,是本地区较为常见的合葬方式;三人与多人合葬大多属于西汉晚期或东汉时期。不同等级的夫妻合葬墓合葬方式选择上有所差异,高等级墓葬大多选用异穴合葬,一般中小型合葬墓多选择并穴或同穴合葬。并且根据墓主人级别不同,在墓葬大小、墓葬材质及墓室结构繁简程度上皆有区别。另外,家庭成员内部夫与妻、妻与妾之间尊卑等级,在墓葬中也展现一定特点,根据需要选择的埋葬方式又有所不同。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文化因素探析

根据墓葬形制,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可划分为两大类八个类型,结合随葬品种类、墓葬装饰风格和纪年墓资料,可以将其分为三期。在分型分期的基础上,总结东北地区蒙元墓特点,并对不同形制墓葬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室墓主要受辽墓影响,石椁墓主要受金墓影响,砖石椁墓受高丽文化的影响,随葬器物、墓室壁画、墓上设施则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体现出辽文化的复振、女真文化的骤衰,以及中原汉文化因素影响日益加深。物质文化的演变是政治情势发展的映照,金元之际,蒙古人与契丹人联合抗金,迫使东北地区女真势力大为衰减、退却;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汉文化在东北地区持续发挥影响。同时,由于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生业方式以及族群的多样性,使得本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更为丰富,总体上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交流与涵化。     

湖北郧县龙门堂墓地两座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6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水利工程,根据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郧县龙门堂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77座。其中M36和M38形制较有特点,虽遭破坏,但墓底器物保存完好,随葬品组合完整,是研究鄂西北地区低等级汉代墓葬的新资料。M36形制较为特殊,属于刀把形土圹砖底木椁墓,M38为长方形土圹单室砖墓。两座墓葬墓主的地位不高,属于中小地主或低级官吏,墓葬规模不大,葬具为单棺单椁,漆棺彩绘,共出土陶、铜、铁、玉等质地随葬品51件,铜钱196枚。推测M36年代为西汉晚期,M38年代为东汉初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汉代砖室墓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南北朝晚期大型墓葬出土胡人驱傩画像砖和俑研究

在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系大型砖室墓及河北、山西出土的东魏、北齐大型砖砌单室壁画墓的墓室中,出土一种戴尖角帽的胡人画像砖或俑。现有证据表明此类文物在墓室中的含义,与古时方相氏于大丧时开路驱邪镇墓的作用有关。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腊日村人戴胡头逐疫的记载,可知用胡人代替方相氏为南朝荆楚风俗。在1957年出土的河南邓县学庄南朝系画像砖墓中,胡人画像砖与墓室仪仗画像砖、仪仗俑,共同构成一个墓葬卤簿体系。此类墓葬卤簿体系形成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系墓葬中。已公布的材料中,以邓县学庄画像砖墓的卤簿体系较典型,它对东魏、北齐大型砖砌单室壁画墓中墓道仪仗壁画与墓室仪仗俑共同组成的卤簿体系,产生了影响。襄阳之所以产生此类墓葬卤簿体系并向北朝传播,可能与其在南朝特别是萧梁时期成为一大政治文化中心有关。     

南京六合葛塘汉墓M1北大核心CSSCI

2012年6月,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中鑫路北侧的一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呈刀形,由墓室及墓道组成。随葬器物多位于头箱及侧箱,有陶罐、陶壶、陶瓿、陶灶、陶琀、铜削、铜锅、铜镜、铜车马器、铜钱、铁剑、漆耳杯等。该墓虽遭施工破坏,但形制基本完整,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器物组合清晰。其中,墓道内随葬明器类铜车马器的现象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为研究南京地区汉代墓葬分期、演变规律和随葬制度等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南京六合葛塘汉墓M1

2012年6月,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中鑫路北侧的一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呈刀形,由墓室及墓道组成。随葬器物多位于头箱及侧箱,有陶罐、陶壶、陶瓿、陶灶、陶琀、铜削、铜锅、铜镜、铜车马器、铜钱、铁剑、漆耳杯等。该墓虽遭施工破坏,但形制基本完整,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器物组合清晰。其中,墓道内随葬明器类铜车马器的现象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为研究南京地区汉代墓葬分期、演变规律和随葬制度等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长沙风盘岭汉墓墓主及相关问题探讨

关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汉代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课题。受限于材料,有关汉代长沙国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对薄弱,墓主信息很难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以风盘岭汉墓为例,发掘者初步判断其墓主可能是西汉早中期长沙国某代国王或王后,结论略显宽泛。本文通过对风盘岭汉墓出土陶鼎、泥钱和铜镜进行比对分析,在发掘简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墓葬年代为文景之际至武帝前期。继而通过排除法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同时期长沙国国王或王后展开分析,进一步判断风盘岭汉墓墓主以长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最大。本文还梳理了目前为止汉代长沙国王侯一级高等级墓葬在汉代临湘城周边的空间分布情况,初步认为吴氏长沙国王(后)陵主要围绕岳麓山周围分布,而刘氏长沙国王(后)陵主要围绕谷山周围分布。     

猎鹰:唐代壁画与诗歌共创的艺术形象

猎鹰屡屡记录在隋唐的历史文献里,也作为绘画艺术保留在墓葬壁画中。承载着真实社会信息的壁画显然比简单的史书记载更具有价值,猎鹰并不是冷僻的题材,而是与古代贵族生活紧密相连。唐代不仅出现了胡人托举猎鹰的壁画,而且墓室里骑马狩猎俑中还有手持鹞隼者,生动描绘了当时皇家贵族的野猎生活。贵族追求往往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唐代诗人创造了大量描述猎鹰的诗歌,鹰激活了他们的艺术灵感,也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习俗表现。唐墓壁画中的猎鹰不仅贴近墓主人的生活实际,而且反映了他们从生到死的喜好需求,特别是胡人猎师手擎猎鹰的展示,无疑是研究当时胡汉社会风尚习染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南阳地区东汉墓出土陶塑镇墓兽北大核心CSSCI

在南阳地区发掘的汉墓中,出土有不同形制的动物陶塑"神兽",学术界以其埋葬在墓中,可以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而将其命名为镇墓兽。南阳地区位于南北交汇地带,这些陶质镇墓兽的形制,与东周时期楚国镇墓兽似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造型又有所不同。类似甘肃地区及川渝地区常见的独角兽、吐舌陶塑镇墓兽(俑),南阳地区均有出土,但其造型与以上两地也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南阳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塑镇墓兽,大致分为五种类型,造型艺术表现为一种以上动物的合成体,是根据以意取象的主观意象构成法创作出来的,深刻地反映了汉代人的信仰意识。同时,镇墓兽以它怪异凶猛的造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富有特色的陶塑艺术品,为研究汉代的葬俗及陶塑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