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复古文学思潮

复古与革新是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两个因素,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相互碰撞中,中国文学一方面能批评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能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理论。然而,从古代     

略论唐代两次儒学复古之走向

唐代有两次影响较大的儒学复古运动,天宝年间一次以张说为首,贞元至元和年间一次则以韩愈为首。两次儒学复古因环境形势不同,其内容亦有差别。本文即从两次复古运动的背景、内容及影响方面探寻,以窥探唐代儒学发展之一隅,同时探询唐代儒学的走向规律。     

试论《中兴间气集》的诗学本体与审美准则——兼及中唐前期之诗学旨趣

《中兴间气集》是一部中唐前期的诗歌选、评集。是著标举“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审美准则 ,体现出重闲雅、重清赡、重韵致等方面的诗学倾向 ,在诸多唐人选唐诗中独具一格。是著亦显示了中唐前期诗学的基本旨趣 ,成为研究彼时文学思想的可靠依据     

“隐”之总结与复古文论的省思

西晋到齐梁间的复古文论并不是简单的恢复儒家传统,而是以“温雅”为本,追求诗歌有多重意蕴的深隐幽微。在与折衷派、新变派的讨论中,中古文论又逐渐明确了诗歌要兼有融微之“隐”与姿致之“秀”的审美要求。     

关于“弘治中兴”之评价问题

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中兴"自明清以来就是一个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话题,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文章分析了弘治朝的功过是非,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     

从“善用常而为雅”到“化俗为雅”——盛中唐诗歌流变

唐代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题材范围逐渐扩大,最终到一切均可入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德舆的＂善用常而为雅＂是非常重要却又常常被诗歌史忽略的一环。本文从权德舆诗歌题材的＂常＂和风格的＂雅＂入手,分析唐诗由盛至中的发展轨迹,并对＂化俗为雅＂进行了具体剖析,认为雅俗共赏在中唐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大雅大俗非大家是无法做到的。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文祥与“同治中兴”

同治年间，清政府渐次镇压了几乎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暂时逃脱了灭亡的厄运，并呈现出些许革新的气象，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作为中兴事业最重要的开创，地方大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和中枢领袖奕诉受到了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产生了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同样对中兴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中枢大臣祥却一直没有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研究非常薄弱。     

论宋元之际散文复古之风与表现形态

南宋散文重道轻文、尖新、冗弱。宋元之际的程钜夫、戴表元、赵孟頫、方回、吴澄等散文家振衰起弊,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他们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体系,倡导文统与道统的融合,回归文道并重的观念,使散文复古取向与散文文风趋于多元化。宋元之际散文的复古之风打破了南宋散文衰弊的局面,奠定了元代散文多元复古的价值取向。     

再造与复古的辩难:整理国故与文化复古之关系的历史考察

整理国故的主要内容是校勘古籍、考辨史事。整理的对象当然包括那些传统的"高文典册",本身就有沉迷于故纸堆的"嫌疑",再加上整理国故的领军人物胡适等人一再强调其与清代汉学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种种内在关联,事实上未能严格划清与旧学的界限,遂使整理国故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复古现象之间产生了难以厘清的干系,引起了思想文化界关于整理国故与文化复古现象之间关系的争论。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整理国故对于复古现象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能因此简单地目之为复古和反动。     

“文艺复兴运动”与“文学复古运动”之比较

“文艺复兴运动”和“文学复古运动”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时期,在中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所掀起的两场重大改革运动。这两场改革运动虽然历史背景不同,内容存在差异,但对当时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中叶“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明中叶,在文坛和思想界,几乎同时出现了以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和王守仁的"阳明心学",代表了当时"张扬主体、反理倡情"进步思潮的两种表现形态,他们在复兴古学的口号下,对文学和哲学进行了新变,成为明代最受学界瞩目的现象。在此后的一百年中,彼此发展几经起伏,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和衷共济、并驾齐驱、改弦易辙几个阶段,呈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格局。     

论梁启超“复古与解放”概念对近现代学术发展趋势之影响

在对清代学术史回顾中,"复古与解放"概念可谓梁启超之卓越见识。这一思想概念对清代近三百年学术发展规律性之揭示,不仅说明了"复古"与"解放"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还指出了中国学术在近现代发展之趋势,即由对学术本身重新反思、定位、追溯本源的复古运动,来解放当下学术之困境。     

略论鲜于枢“复古”书法思想之意义

鲜于枢是元代初期著名的书法家,与赵孟颊同为元代书法巨擘,有“南赵北鲜”之称。其“复古”书法思想对书法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南宋“中兴”涵义考

在南宋,"中兴"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赵宋政权的重建,这一过程在高宗应天即位后便告完成,高宗也因此获得"中兴天子"的美誉。二是指恢复旧疆,这一意义上的"中兴"终南宋一朝始终未能实现。绍兴和议签订后,高宗与秦桧君臣曾试图修正"中兴"的内容,淡化对恢复中原的要求,但为时较短。孝宗以后仍将恢复旧疆视为"中兴"理想,而对本朝多定位为"小康"。可见,即便是在南宋这样国势较弱的朝代,也未能改变人们对国家统一的追求。     

理学名臣刘健与“弘治中兴”

明孝宗在位的弘治时期,君臣恪守制度,朝政相对清宁,被后世誉为"弘治中兴"。这种彰显秩序、维护稳定而少创新之"守成之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弘治君臣以理学为宗的理政意识及其为政风尚有关。特别是辅政大臣刘健,以其深厚的理学底蕴、果敢的为政风格、刚正的人格魅力,以及与明孝宗的特殊关系,在辅成"中兴之治"中产生了独特而突出的作用。但秉持理学精神的刘健最终也只能在辅成"守成"的范围内发挥其政治作用与影响。     

从“善用故而为新”到“怪怪奇奇”——盛中唐诗歌流变

唐代诗歌发展至贞元后期,一部分诗作中出现了求奇求怪的趋向,到元和,形成了怪奇诗派。从表面看来它和当时朝廷推重的典雅诗风截然不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有相似处——求新求变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台阁诗风的代表,权德舆提出了＂善用故而为新＂文学主张,并多方探索寻找诗歌新的发展空间。文章从权德舆、孟郊等的诗作入手,分析唐诗由盛至中的发展变化,进而指出,贞元年间,唐诗的变化是广泛的,其中已经有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萌芽。     

赵孟頫及元代的“复古”书风

作为元代最具影响的书法家,赵孟頫身体力行地倡导"复古",主张回归晋唐、以师古为尚。赵孟頫所倡导的"复古"一改元初书坛荒卒与单调的面貌,顺应了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扭正了元代书法的发展方向,对元代书法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骆秉章与晚清“中兴名臣”

骆秉章为晚清重臣、名臣。可是一般所谓中兴"四大名臣"并没有他的名字。当今各级各类学校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对于骆秉章的名字也很少提及。其实骆秉章的所作所为跟所谓"中兴名臣"相比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骆秉章跟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过从甚密,在曾、左等所谓名臣事业成功的台前幕后,往往都有骆秉章的影子,骆秉章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中外文学“复古运动”比较论

中外文学”复古运动”的实质大不相同：发生的背景和目的不同；性质、指导思想、内容不同；影响和后果不同。欧洲文学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宗教势力进行的一次战斗，其目的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具有进步的意义。中国文学史上的“复古运动”是封建文人为巩固封建统治而进行的，它起到了延缓社会灭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