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

西汉王朝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实行和亲政策,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实行征讨政策,不但没有征服匈奴,反而使汉朝国力衰退。元狩四年以后,对匈奴实行绥抚政策,又使经济恢复发展起来。从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汉王朝对匈奴政策演变简析

汉匈关系是贯穿汉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常激化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此条件下,汉王朝对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征讨、绥抚、分化、监护等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演变归根结底,是根据汉匈双方实力状况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初涉及到整个汉王朝的历史的人来说,了解汉匈之间的关系发展,对学好这阶段的历史至关重要,也值得我们在当前发展民族关系中加以借鉴.     

西汉与匈奴的和亲

所谓“和亲”,一般是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缔结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是从汉高祖刘邦与匈奴的和亲开始的。后来,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逐渐为中原王朝以及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我国各族统治者特别是中原王朝汉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政策。由于汉匈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军事力量的强弱不断变化,汉匈前后期和亲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笔者就西汉与匈奴和亲的背景、目的、牢固程度、性质、效果等方面,分两个时期分别来进行阐述。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原因

西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在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对匈奴的民族政策在战与和的选择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本文试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运用层次分析方法解释三次政策转变背后的原因。     

西汉匈奴和亲谋略论

西汉同匈奴之间的和亲是我国历史上较具特色的和亲之一。这里的和亲是指汉朝封建统治者同匈奴奴隶主统治者之间的婚姻关系．不能同汉匈两族人民之间的互通婚姻混为一谈。统治者之间的婚姻关系不是单纯的联姻。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对于剥削阶级的诸侯、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本文通过对当时和亲的提出。到前期、中期、后期双方和亲的施行情况以及作用的论述．得出如下结论：汉匈和亲不能称之为政策。只能称之为双方从自身利益和实力强弱出发而采取的一个谋略。其目的是达到民族和解,实现永久和平。     

缅甸缅族王朝民族政策评析

缅甸长达824年的封建社会有近600年是在缅族统治之下,其民族政策对之后的民族治理策略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多民族的缅族王朝,为了消解其他少数民族的敌意,稳固其统治,对主要民族孟族、掸族、克伦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一是对孟族实行亲善与同化政策;二是对掸族采取优待与控制政策;三是对克伦族实施赏赐与忽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缅族王朝与非缅族的紧张关系,但终究没能团结缅甸民族。正是因为缅族王朝实施部族国家治理,对非缅族实行有差别的民族政策,导致缅甸各族政治认同缺失,产生离心趋势,与缅甸政府一直对抗了60多年。     

论西汉王朝的盛衰

西汉王朝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政策、军事制度诸方面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索其盛衰之因 ,寻找政治得失之启示     

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看汉对匈奴的外交策略

西汉属国是为了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而设立的,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归降匈奴的,这也反映出匈奴问题在西汉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管理方式以及属国设置的背景、目的和作用方面论述了汉对匈奴恩威并重的外交策略.     

简析匈奴鼎盛背后的中原政策支撑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它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衰落于公元前一世纪．其中西汉是其重要的发展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化哪方面讲都得到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匈奴发展迅速。西汉对它的政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怀柔与威服：论西晋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西晋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着内迁浪潮,许多民族开始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活跃起来。其中,匈奴展现出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北方众多民族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巩固统治,新兴的西晋政权通过改变匈奴社会体制、调整匈奴部落聚居方式、封赏匈奴贵族,以及征调、贩卖匈奴人口的方式,不断加强对匈奴的控制。这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引发了匈奴的反抗情绪,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关于治边政策的多元思考

汉代关于和亲与征伐、弃边与守边、安边与治边,一直争论不休。史学家与思想家对此给予记述,并作了评论。司马迁提出,治边要察终始;班固认为,民族互往交接乃是民族关系的实质;王符对弃边论作了深刻批判,提出“地无边,无边亡国”的治边理论。这些认识,体现了汉代史学家、思想家对治边政策的深入思考。     

论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管理体制——与加藤繁先生商榷

著名历史学家加藤繁先生认为,汉初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是绝然分立的,国内学者历来承袭此说。但根据新出简牍材料考证,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就开始实行公、私两套财政管理体制,而且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混同也并非始于光武帝时期。     

两汉商业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两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地提高。西汉前期,由汉高祖的“贱商”到文景时的“惠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武帝时“抑商”导致大部分商人破产,地位一落千丈,但部分商人却坐上了高官,地位殊荣,商人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武帝之后,政策逐步宽松,商人、地主、官僚日益结合,社会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一直到东汉无大的变化,所以说两汉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的商业政策紧密相连。     

浅析元清两代对汉族政策的异同及其影响

元清两代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对汉族都采取了压迫和怀柔相交织的民族政策。但是元代的民族政策始终带有不平等性,而清代的民族政策虽然也存在压迫的意味,但总的来说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向着民族和文化多元性方向发展。由于两个王朝对被统治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使得两个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都因此而产生了极为重要且不同的影响。文章在对比分析元清两代对汉族政策的基础上,得出其相同及不同之处,并试图探讨其产生的影响和对现今民族融合和发展的启示。     

东汉官府对小农的抚慰政策及其效果

东汉时期,小农生活困苦,加之自然灾害的频繁打击,造成农民生活整体的赤贫化,流民是东汉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抚小农,保持其生活的相对稳定,但这些措施对小农生活状态的改观微乎其微。     

汉代巡视制度及其历史启示

巡视监察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前代的基础上,汉代巡视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帝王亲自巡视、帝王遣使巡视和中央监察机构对地方及地方监察机构(包括地方行政长官等)对所属州县巡视等四种类型,从中央到地方组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巡视系统。巡视制度起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作用,有利的维护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以史为鉴,全面总结汉代巡视制度的经验教训,对加强和完善我国当前的巡视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农耕图》看汉代农业的发展

永城芒山一带是西汉时期梁王属地,是汉代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出土的两幅汉画像石《农耕图》,反映出当时芒山一带耕种农具铁犁与家庭耕作已经普遍出现,折射出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耕农经济的重要地位。     

纵论汉文明的重要历史地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汉文明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代文明的繁荣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繁荣昌盛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开启了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进程。对这段历史文明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教育后人珍惜、发扬中国以至世界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从《论衡》看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民族观

《论衡》是一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论衡》中包含着作者王充丰富的史学思想,民族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同源共祖的起源观、四夷宾服的一统观、以夏变夷的夷夏观等三个方面,对王充的民族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深化王充的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拓展对王充思想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东汉初年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走向也有积极意义。     

说“汉”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融通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族形成和得名的摇篮;传说时代的北国华夏部族、江淮东夷部族、南方苗蛮部族、西部氐羌部族,正是以汉水为纽带逐渐融通,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龙凤呈祥为图腾的民族共同体;至迟到西汉时期,地上的汉水已与天上的银河结合,“汉”已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盛大、精华”等美意,而“汉并天下”,四百年汉室江山,最终使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获得了汉族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