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社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故在合作界引起一场关于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呼声:“合作社发展过速“,这一呼声对国民政府的行为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抗战时期合作社的迅猛发展及其最终的结局则印证了“其进锐者,其退速“这一预言的正确性。     

经验与启示: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反思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试图把中国农业和农村推向近代化的一次尝试。由于推行合作的南京政府没有考虑外部的客观环境及内部成员的素质状况,一厢情愿地靠行政力量来建立合作组织,因此合作运动在当时没有达到所谓“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目的,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对战前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推动

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开始重视合作运动,并把合作运动作为实现其民生主义方策而列为七项民众运动之一,力图对其加以控制、驾驭和利用,使之成为推行“训政”,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在国民党政府大力推动下,江浙等省的农村合作运动首先获得了较快发展。而在皖、赣、湘、鄂、豫等省,国民党政府以救济水灾为契机,以“剿共”“善后”政策的推行为烟幕,以“复兴农村”相号召,不遗余力地扶植农村互助社(合作预备社)和正式合作社的成立,从而使合作运动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畸形的,也是不健康的。     

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论略

金融制度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日益重要,近代中国尤其如此。农村合作金融作为现代农业金融的一环,在整个金融体制中,实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以小农经营为主体、农业经济占整个国家经济最大比重的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更显示其重要性。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在总体上是一场农村信用合作运动。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经历了从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农业贷款制度-合作金库制度的不同阶段,体现了各自不同特征。考察这一历史,对我国重建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应不无裨益。     

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

新现实主义常常由于注重无政府逻辑和相对收益而被认为与合作相对立,这是对新现实主义的误解。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最大的超越就是开始关注低级政治和国际合作问题。新现实主义三位杰出代表———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和约翰.米尔斯海默都有自己的国际合作思想,笔者通过分析,把他们的合作思想分别概括为“大国合作论”、“霸权合作论”和“均势合作论”,并讨论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中的共性和分歧。以此为基础,笔者提出,中国应该汲取西方新现实主义合作理论的精华,构建自己的国际合作理论,即多极合作论。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榨下,中国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破产、全面崩溃的境地。“救济”、“复兴”、“建设”、“改造”农村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这一社会思潮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思想与粤港澳合作发展探究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推动了粤港澳合作,使其合作由少到多,由局部到全面,并在新形势下共建粤港澳大都会区。粤港澳在改革中的成功合作足以证明改革开放思想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选择和中国走向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和幸福之路的可靠保障。     

民国农村工业化思想中的合作理念及其实践

20世纪20年代末后,农村工业化很快成为农村问题领域的一种重要思潮,这一思潮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工业只有采取合作制度才有前途,但关于如何在农村工业中推行合作制度的具体设计却甚为少见,实践成就更是微乎其微。合作运动自身的缺陷,有关各方组织、领导不力以及向农民灌输合作理念失败,是在农村工业中推行合作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     

论1928—1937年江苏的农村合作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挽救破败的农村经济开始了农村合作运动。江苏省是农村合作运动先进省份之一,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对江苏农村经济的复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封建租赋的根深蒂固,使这一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     

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自始至终是农民,如何在国家战略进行全局性转变的情况下,使农村基层社会充分发育,使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充分合作,建立多样性的社区内或超越社区的组织,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这是推动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重要一环。2006年9月下旬,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乡镇论坛》杂志社和南方报业集团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第二届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主题是“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近10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本刊在此基础上约请专家,刊发这组笔谈,以期将讨论引向深入。     

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兴起的原因探析

30年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不是二十年代合作运动的小规模简单积累,其兴起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笔者认为:西方合作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合作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是国民政府合作运动的理论来源、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乡村危机是国民党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直接原因、共产党在苏区开展的土地革命是迫使国民党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客观原因、华洋义赈会和乡村建设运动采取的农村合作运动为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组织基础.因此,农村合作运动在30年代迅速的掀起了高潮.     

论胡耀邦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智慧和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仍有两大难题亟待解决：“两个凡是”和大量的冤假错案。胡耀邦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办好了这两件影响中国未来政局的大事,在中共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面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坚持的“两个凡是”,为了拔乱反正、正本清源,胡耀邦认为首先要从整体上把理论问题、思想问题解决好,并且提出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1978年5月,经过胡耀邦亲自审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后在《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并在党内和思想政治领域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意义十分重大。历史表明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组织者,而邓小平则是最有力的推动者。这场讨论冲破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推动了思想解放,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我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推行新政,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作为站在大讨论最前列的历史伟人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创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新时代,使中华民族复兴有望,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大学与中小学“理论创生”合作模式内涵解读

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本质上是理论促进实践变革的研究活动。依据理论在合作实践中的来源，可以把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应用模式，即基于专家成熟的理论变革实践；另一类是理论创生模式。理论创生模式是指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既是学校变革的过程，同时又是基于中小学实践中的问题优化，生成变革学校实践的理论的过程。合作双方以中小学校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者“浸入”中小学实践中，以归纳法，生成解决问题，变革学校发展的理念、思路与措施，既实现了中小学校的变革，又实现了理论的创生。模式的各要素在“理论创生”的实践运作中呈现出不同于理论应用模式的独特性。     

把握合作时机 引领互助学习

为实现新课程理念倡导的“自主、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把握小组合作时机,引领学生互助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发现问题时,引领学生合作释疑;二是存在异议时,引领学生合作讨论;三是动手操作时,引领学生合作实践.     

“牛津运动”的开端及早期“书册”述略

“牛津运动”是一场发生在英国国教内部的宗教复兴运动,由于运动一度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编辑和发行“时代书册”,故又被称作“书册运动”。早期书册作者们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教会的权威问题。他们一贯确认教会神圣权威之“使徒承继”说,并由此引起一场国教会内部的神学论争。     

打破"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自始至终是农民,如何在国家战略进行全局性转变的情况下,使农村基层社会充分发育,使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充分合作,建立多样性的社区内或超越社区的组织,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这是推动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重要一环。2006年9月下旬,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乡镇论坛》杂志社和南方报业集团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第二届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主题是“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近10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本刊在此基础上约请专家,刊发这组笔谈,以期将讨论引向深入。     

留日学生于树德与中国早期合作事业

合作思想是五四运动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想。合作组织是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中的成员组织起来,通过资金的集中运营和劳动力的分工协作,实现参加者经济利益增强或经济地位提高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身为早期中共骨干成员的留日学生于树德既是这一时期合作理论的积极传播者,又是中国合作事业的倡导者和重要的实践者。他通过在中国广大农村倡导和推行各项合作事业,增进了农民的互助合作意识,培养了农民的互助合作精神,建立了一批合作组织。这些活动不仅对传统的宗族势力形成了冲击,促进了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合作化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制度资源。他对农村合作事业采取的支持而不包办代替、指导而不干涉经营、鼓励而不强迫的态度,值得今天借鉴。     

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

在儒家民本思想及欧美新思潮影响下,20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率领同仁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他们由社会调查出发找出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提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以及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乡村平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变动及社会改良均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史上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流派,对当代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研究：农民组织（笔谈）——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自始至终是农民，如何在国家战略进行全局性转变的情况下，使农村基层社会充分发育，使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充分合作，建立多样性的社区内或超越社区的组织，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这是推动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重要一环。2006年9月下旬，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乡镇论坛》杂志社和南方报业集团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第二届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主题是“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近100位专家学参与了这次会议。本刊在此基础上约请专家，刊发这组笔谈，以期将讨论引向深入。[编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