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教育师法与家法辨析

汉代官方经学教育恪守师法家法的传授体系,师法家法主要指由官方确立为正统地位的五经博士的学说。师法的称呼起于西汉中后期;家法的称呼起于东汉中后期,或与两汉经学发展的不同状况,经学家族的兴起及范晔受所处时代的影响有关。     

清代学者三家《诗》研究之师法、家法考

汉代经说遵守师法、家法,但又是"有弹性"的。认识到汉儒在三家《诗》的传承过程中遵守师法、家法,是清代学者进行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基础。实际上,清代学者辑佚三家《诗》,在依照师法、家法进行归属时,又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家《诗》本身亡佚已久的特点造成的,另一方面,辑佚者的辑佚思想和论述倾向不同,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三家《诗》的认定。清代学者在进行三家归属时,也存在着诸多的纠结与无奈,他们既要必须贯穿师法、家法进行三家《诗》的辑佚,但有时又不是很彻底,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的创作与发展,和汉代经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正是在汉代经学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使得司马迁成功地创作了伟大的《史记》,成为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史书,为后代人所鉴赏与追逐,并且对人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其重要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逐步地超越和丰富了汉代经学知识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健全、思想开阔,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地向着文明前进。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江南经学家的学派家法与地缘

家法之说始自汉代，且与学派、地缘的因素交织，中经魏晋、唐宋，至清代而大盛。清代乾嘉以后讲家法，既包括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分，也包含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的地缘关系，还包括师承、治学精神、态度、方法上一以贯之的某种主张。家法重根底、别门户、开风气的传统，使得学脉绵延，学术因争鸣而繁荣，研究趋于精密，但谨遵传统、严守门户又会妨碍学术的会通与发展，并使门派内的研究趋于僵化或繁琐。     

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两汉经学博士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两汉博士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并在两汉有不同的表现。西汉时博士征任是学术向政治靠拢,东汉时则是政治向学术靠拢。对于经学博士们来说,其看重的也是博士的政治性。东汉经学大师往往远离政治,在学术上,经学博士不再具权威性。此外,两汉博士的为官情况表明,即使单就政治性来说,经学博士的政治影响力也并不高,始终受皇权的支配。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 ,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 ,可以看出 ,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 ,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 ,为汉代经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承师法:陈寿祺、陈乔枞经学研究的特质与意义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是清代闽省最具成就与声望的汉学家。陈寿祺在与诸多师友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汉学思想,其子陈乔枞绍述父志,使得家学绵延不坠。他们以汉儒最为重视的"师法"观念研究《五经异义》和三家《诗》、今文《尚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西汉今文经说。陈寿祺所谓"两世执经,咸承师法",恰切地概括了父子二人的学问路径。这一路径上承吴派惠学,章太炎评价他们"学本近吴",实为探本。陈寿祺父子的经学研究在廖平《今古学考》中得以传承,其学术贡献在蒙文通重构的清学史谱系中得到肯定。考察陈氏父子经学研究的特质与意义,不仅有助于对清代今文经学的一般论述进行反思,而且有助于探寻清代"师法"观念的发展历程。     

北碑师法论(下)

随着清代碑学的发展与兴盛,碑学系统成为书法新的师法对象,北碑的师法改变着书法的整体生态。弘一法师的"以形传神"和于右任的"遗貌取神"是对北碑师法与把握的两个角度和方法。启功的"透过刀锋看笔锋"并不是立足于碑拓本身审美的立场。陆维钊认为发挥想象来理解碑拓的模糊之处,是"临摹之最高境界"。沈曾植认为"楷之生动,多取于行",马一浮认为"写楷书,要明隶法",这是北碑师法中的"左右"之源。立足整个书法史,融会碑帖,贯通篆、隶、楷、行、草是书法师法的大乘。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通过儒生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而实现。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陆贾与汉代经学

鉴于秦二世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的陆贾提出了以儒家孔、孟"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思想的新儒家理论学说.在此学说中,陆贾强调原圣王之意,以"五经"为治国之经典,以"仁"、"礼"为治国之则.并率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本体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思想、"经以致用"的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总结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思想学说.陆贾的新儒家理论,对汉代中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兼论汉代文学的“独立性”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观照往往投向共同的对象,可作实证的考辨和类聚的阐述.汉赋继承《诗》之“窈窕”并《诗》、《骚》玉女、宓妃的审美观照,经学的解释则取伦理评价.《诗》、《骚》山水表现俱以个体情感的投射表现审美精神,汉代骚体如之,大赋以之为审美的对象而形成宏阔的铺陈;经学则承仁、智的观念进行比德的说教.经学对虹蜺的解释与道德相系,但《楚辞》却以楚人图腾的关联而视之为美好之象,并延及汉赋的描写.这说明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的并存及其相互关联,说明汉代文学得于往代继承和具有审美的相对独立性.     

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