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童庆炳与当代中国文化诗学研究

文化诗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文论界兴起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种文论模式和批评方法,近年来,文化诗学研究在国内外文论界日渐形成学术高潮.文化诗学作为我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理论创新形态,是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显示出学术开拓性、前沿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局域”的阐释力空间——发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生长点的一种途径

文学理论的阐释功能以及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的阐释力是引发当今中国学界思考最多的问题域,因此中国当代文论自身的话语建构也可在阐释的命题下寻找出路。在认识到西方文论具有局域性的前提下,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史及其作为阐释工具在中国的批评实践史进行梳理,是发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生长点、实现本土理论的原创性知识生产、并最终向文化自信目标迈进的方法之一。     

当代文论创新、拓展的必由之路--略论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的指导意义

在当今各种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批评相互碰撞与对话的新时代，重新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文论研究的指导意义，首先是基于它为文论研究提供从宏观上把握对象的科学钥匙，从而深刻全面地揭示当代多元文论格局的相互关系及其价值、局限；其次是基于它面向实际、面向未来的开放体系，从发展的高度为文论研究提供新思路，开拓新境界；归根到底，它为文论研究提供了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重要思维方式，对当代文论的创新、拓展具有导引作用。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综述

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英美文论界的新兴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历史文本重新进行文化阐释和政治解读的阅读诗学。中西方学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本文以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为研究个案,在回顾新历史批评发展历程的同时,总体把握中西方学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现状,重新把握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理论内涵。     

浅论俄苏文论对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建国初期十年,俄苏文论作为当时唯一的外来文艺理论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方法,弥补了我国古代文论长于分析抒情性丈学作品,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不足。俄苏文论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也使得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总结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得失时,对俄苏文论从中所起作用应客观、公正地加以评价。     

浅论俄苏文论对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建国初期十年，俄苏文论作为当时唯一的外来文艺理论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方法，弥补了我国古代文论长于分析抒情性文学作品，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不足。俄苏文论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也使得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总结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得失时，对俄苏文论从中所起作用应客观、公正地加以评价。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韦勒克批评理论

作为资深的文学批评大师及颇有建树的比较文学专家雷纳·韦勒克,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评理论与比较文学间的水乳交融与相得益彰。他立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域,对于众多的文论家、文学批评术语、以及文论派别进行了梳理与评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批评的力度。鉴于此,本文以比较文学学科的诸种方法论为依托,着重阐释韦勒克的批评理论中所蕴涵的比较文学思想。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之路”——中国诺斯洛普·弗莱研究卅载回眸

在文学理论研究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向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弗莱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随着我国研究者对西方文论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弗莱研究进入发展期,批评方法日趋多元,研究视野日益开阔;进入新世纪,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渗透下,弗莱批评理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开发。而在与我国本土批评语境结合的过程中,弗莱的批评理论和思想也日益成为我国研究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批评之路＂的重要载体。     

指瑕: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批评话语及其在当代的有效性

指瑕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话语,是指出作品或文章写作中的缺点、毛病,并说明理由。本文从指瑕批评的涵义与渊源、类型与方法、意义与有效性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归纳,旨在挖掘整理这种中国古代文论中原有、今天还能够继续使用批评方法,以期对当代的文学批评和文论建设有所贡献,使之更加自觉有效地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实践当中去。     

中学语文文本阐释的坚守

西方文论作为中学语文文本阐释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当下中学语文文本阐释时因中西文论语境区别、中西文学差异等原因使文本阐释出现偏差。本文立足于西方文论,从理论本身寻找中学语文文本阐释偏差原因,结合当前中学语文文本阐释主要问题,为中学语文文本阐释寻找方向。     

西方文论冲击下的中国现当代文论建构

在文艺理论中,西方文论以其独特的阐释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家.当人们忙于对西方诗学与文化思想急切地学习、输入和运用时,中国的文化人却慢慢失去了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失去了解决中国当下自己的文论发展的能力,也简化了我们原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丛生的文艺现象,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学术理论家王富仁以自己的理论建树、理论姿态,在如何寻找并建立我们自己的批评范式与批评话语,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极具引领意义.     

明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在明代文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多视域地展开,表现为:左诗论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曲论、词论及小说理论批评中也得到运用或阐说。这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盛兴。     

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隆重推出的“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今天已经走向冷寂。“转换”说的推出与“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实语境密不可分。学理上,“转换”说主张将古代文论话语“转换”为现当代文论话语;实践上,主张将之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来。这种双重指向正是“转换”说问世的现实前提和立论基础。因此,不能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价值与意义等同为现代转换;然而,绝大部分“转换”论者都直接把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当代价值视为“现代转换”。这无疑扩大了“转换”边界,泛化了“转换”内涵,也忽视了此说诞生时的历史背景和倡导者的初衷及目的。其实,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不可能从古代文论的转换中得来,只能在当代文学批评和实践中逐渐形成。     

论现语境中的中国古代文论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创作和批评一度疏离了社会现实。并且照搬西方文学铆作技法和批评模式的现象一时成为潮流,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仍余波未息。而2006年的顾彬事件,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民族文化的寻根渴望。笔者认为,弄清传统文论思想发展演变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现时位置特征。西方文论在我国文论领域的位置。方可得出相应结论。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

几十年以来,西方文论多用于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出现了"失语"的状态。从文化解读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活力显然不足,怎样增进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题。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对语言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以实现两者间的进一步融合沟通。本文主要阐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关系。     

刘勰“风骨”说浅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出的“风骨”是中国美学史和文论批评史上一个重要审美范畴,是刘勰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前人和同时代文论家的文论思想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用于对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全面批评的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标准。     

新世纪中国文论回顾：问题与模式——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圣元研究员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以理论创新的姿态,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和争论,它有效地推动、深化着学科建设的进程,并在相关学科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为新世纪文论研究在思想和知识两方面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也为我们总结和反思新世纪文论十年发展历程提供了若干作业面。这些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新世纪文论命题是对新时代敏锐的理论回应,跨越和融合成为其突出特征,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也必将在此一过程中形成。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取向及其对文化研究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70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文化批评已经逐渐成为核心，西马文论的这一文化转向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崛起关系密切。西马文论的文化取向不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丰富了西马文论的内涵，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具活力，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     

思与诗的交流——兼论李钧的《存在主义文论》

李钧的《存在主义文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厘清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存在主义文论",引发了我国当前文艺批评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在存在主义这里,艺术和哲学得到统一,思和诗得到了交流,人存在于世界之中,通过诗意的感悟,人感悟到了世界、大地,感悟到了一种特定的"信息".我国当代文论由于受本质主义影响,主要以认识论为其主导的入思方式,而存在主义文论极力推崇感性和感悟的意义,强调象征,重新阐释了文艺与人生、现实的关系,这是对现实的批评理论的强烈冲击.     

英美"新批评"理论的中国化

英美“新批评”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传入我国,一度影响了我国的诗歌创作和批评,在文论史上也占了重要一章。但这一外来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并没有“化”中国,而是被中国化了,在批评实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批评家把解决现实问题始终放在第一位;第二,批评家始终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本位;第三,批评家处处以解读中国作品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