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周作人的散文言志论提出以来,受到了多方的责难。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郁达夫与周作人的交往与友谊

郁达夫与周作人都是＂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学大家。一向善于结交朋友的郁达夫与周作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在文人相轻的文人圈内实属难得。两人互相敬重,相互理解,真诚相助,合作默契。然而,当周作人附逆后,一向重情好义的郁达夫惋惜之余给予周作人痛切的批判,显示了郁达夫对待朋友的真诚和爱国情操。     

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

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创作有共性,但异质性更为明显。表现在在新诗审美特性的选择上,周作人强调艺术的美,鲁迅则更强调艺术的真。在新诗的具体创作实践中,鲁迅的诗思在诗美的层面上达于崇高的＂深,＂周作人的诗情在诗美的层面上显示出和谐的＂善＂。     

像雨像雾又像风--周作人《五秩自寿诗》解读

周作人《五秩自寿诗》看似幽默闲适,实则苦涩无奈,是周作人的人生境遇、个性及其复杂思想情感的折射.     

民族情感制约下的周作人与晚明小品

周作人与晚明小品之关系,自始至终受其民族情感变化的制约。上世纪,1911年归国乡居时期的《越中＂游览记＂录》,是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之发端;20年代至30年代初,是周作人寻找新文学源流、推崇晚明小品及进行理论总结时期;1933年之后晚明梦幻破灭,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的视角发生了转变,继而转向对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探溯,但局限明显,影响不大。     

周作人附逆考辨

周作人何以走上民族罪人的道路,这是许多人关心的大题目。数十年来,学术界人们一直试图对此做出科学的解答,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多样性,至今,各种解答并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还是仍然存在,尚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辨。＂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在为人处世诸多方面,逐渐滑向了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七七＂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周作人不愿追随国民政府南迁,其自外于国家存亡大局的＂超政府＂个人主义行为,终于驱使他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以至沦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隐逸原因探析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存在,周作人是以备受争议的＂现代隐士＂形象出现的。他之所以会选择与时代主潮迥异的隐逸之路,有多方面的原因。疾病和家庭的影响、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是促使周作人关注自我、走向隐逸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主因则是周作人对隐逸之路的自觉追求。     

从期待视域看新时期周作人文学的接受

周作人文学对一切非人的权威的无情解构,对＂以人为本＂的强调,人的世俗化观点以及那种既注重开放、发展,又兼顾理性、宽容的人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大众传媒、大众消费的今天,符合读者的＂期待视域＂,这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的文学接受热度不减的主要原因。     

周作人"中庸主义"思想初探

五四时期，周作人作为文学领袖之一曾对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作人没有迎潮流而上，相反走回了一个狭小的自我空间，依然高谈“个人主义”，崇尚“尊重个性”，把个体生命价值放在首位，推崇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艺术观。周作人的“中庸主义”思想是催发其跳跃性质变的核心因素。     

对“人”的坚守——浅析周作人的艺术追求

周作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备受关注,然而后人在解读周氏理论的时候往往热衷于简单地划分前后期,一定程度上单一、表面化了周氏的艺术追求,而实际上周氏却有着其复杂、磅礴的理论体系,在各个时期的学术追求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绅士/流氓＂、＂隐士/叛徒＂、＂今人/古人＂的繁复纠葛;同时,在这种庞杂的学术体系中,周作人始终坚持注重＂人＂的发展这一基本学术关注点,并根据时代的变迁、文学追求的更替,随时调整文学与＂人＂的关系。     

From Personality Advocation to Repressed Anger Some Opinion on Zhou Zuoren＇s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中国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是无性的文化,缺乏情趣的文化,是于生命成长、生机勃勃上,即个性发育上欠缺的文化。他输入歌咏儿童的文学,提倡“梦想的精神”,主张适当地禁欲,并指出婚姻生活中“爱是移动的”,需夫妻双方不断地创造。就一个人的教育而言,他非常重视性的知识,于当时的复古颇盛的文化风气中坚持自己的个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开始了由个性的提倡到压抑的愤懑时期。他所面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感慨于除却忍从屈服,生活总是为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买卖制度而牺牲。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文学观也逐渐地完善,指出中国历史上晋文里开始增加了小品文的色彩,初现具有个性色彩的文学。     

论周作人儿童文化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思想复杂的文化人,周作人用文字诠释了他对于人和人的生存处境的体察。关于儿童文化观的探索是周作人＂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以求儿童解放及他对于人的理想状态的理论追求,也是其文艺观的具体实践之一。     

从个性的提倡到压抑的愤懑——周作人文学史观管窥

中国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是无性的文化,缺乏情趣的文化,是于生命成长、生机勃勃上,即个性发育上欠缺的文化。他输入歌咏儿童的文学,提倡"梦想的精神",主张适当地禁欲,并指出婚姻生活中"爱是移动的",需夫妻双方不断地创造。就一个人的教育而言,他非常重视性的知识,于当时的复古颇盛的文化风气中坚持自己的个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开始了由个性的提倡到压抑的愤懑时期。他所面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感慨于除却忍从屈服,生活总是为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买卖制度而牺牲。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文学观也逐渐地完善,指出中国历史上晋文里开始增加了小品文的色彩,初现具有个性色彩的文学。     

古典面具下的现代面孔——周作人“神话”情结略论

＂五四＂以来,神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周作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态度中,神话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情结的文学形式。文章通过周氏所建立的关于神话的科学认识、所培育的浓厚兴趣以及利用神话来达到启蒙目的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在神话这一古典形式下周作人的现代思考。     

作人的意义：为人,是人,成为人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而不满足于单纯地存在的存在物,这便有了＂作人的意义＂。人是＂作＂出来的,＂作人＂即being human,不是动宾词组,而是系表结构,＂作人＂即＂为人＂、＂是人＂、＂成为人＂,就是追求自己成为人。只有＂人＂,才需要作和追求;作,而后有人。＂作人＂是与生俱来分派的一项任务,不得不作。唤醒对＂作人＂的全面的认识,应当向超验性开放,既承认人的生命的高贵性,也承认其脆弱性。作人意味着＂被认识＂、＂被需要＂,＂我被思考,故我在＂;作人就是＂被需要＂,＂我被需要,故我在＂。人类关于自我的形象支配着自己的命运。赫舍尔将作人的根本方式概括为：珍贵性、独特性、机缘、非终结性、创造事件的能力、独处与群居的两极性、互惠、感通神圣等八种。＂上帝＂是与＂有意义的人＂相关联的,＂上帝＂出于对存在的关心和可施予的关切,力图把人吸引到此意义之中,信仰对作人是非常有助的。恢复＂作人的意义＂是必须的。作人,为人,是人,成为人,由＂是人＂组成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作人,既是自己的福音,也是所有人的福音。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读者观念与其对文学表达及文章特色的影响

读者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作家其人其文至关重要。周作人的读者观念对于全面完整地认识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与人生活动不失为一种全新的视角。正是在五四时期,特别是《新青年》时期、《晨报》副刊时期和《语丝》时期,不断参与现代新闻出版活动,周作人的读者观念才得以逐步地形成与完善,并在读者观念的烛照与相互影响下,周作人最终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表达方式、表达态度、表达限度、表达目的以及文章特色。读者观念亦深刻影响到他整个文学活动与编辑出版活动的进程、形态与最终成果,伴随他走完复杂曲折的文学旅程与人生旅程。     

周作人不南下的心理浅析

周作人的附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他在1937年没有随北大师生南下是他后来附逆的一个重要条件。周作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他所接受的西方的人权理念和人道主义观念,他对于个性自由的尊重,都是造成他没有随北大师生南下的心理原因.     

周作人和俞平伯的文学交往

周作人和俞平伯看重文学的自我感,俞平伯的"小我"感更强,更符合周作人"人""自己"和"个性"的现代思路和设想。周作人和俞平伯以自我为原点,以个性为灵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个性散文是由内而外的,不汲汲于文墨,却将意思和风度连缀其间,以思想和道德为首要,文字乃是随着思想走的。俞平伯以自我为本,提出"自爱""平和""前进""闲适"的"吾庐"四点。     

小学中年级接力日记的实践研究

朱作人教授曾说：＂良好的习作心境,会使儿童在充满情趣,动机蓬发,积极主动的状况下进行写作,他们的个性、情感得以健康发展,思维想象,语言表达等各种心理能力都能在最佳状态下得到锻炼。＂     

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中国现代文学,自周作人始,即出现一种具有归隐倾向的审美情绪。废名、沈从文 和汪曾祺,就小说创作所体现的恬淡自然而言,似可看作周作人一脉;但是,废、沈、汪这三位具有 师承关系的作家,其对人生和自然的情趣,既超越了周作人,又各具鲜明的个性。通过对三人小 说创作的梳理,揭示其返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哲学与审美追求及其相互的联系与差异,从而呈现 三位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