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意立言 追求高绝——谈杜牧的文学思想

杜牧的文学思想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并求立言之不朽;对文章的“意”、“理”以及作品风格、文学修养等表现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其文学思想对诗文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意立言追求高绝——谈杜牧的文学思想

杜牧的文学思想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并求立言之不朽;对文章的“意”、“理”以及作品风格、文学修养等表现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其文学思想对诗文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金元人对杜牧及其诗文的接受与传播

金代前中期,杜牧的诗文较少引起文坛的关注。金代后期,文人逐渐重视杜牧的诗文,诗评家认为杜牧文笔宏放雄健,其诗有豪俊之气。元代前期,诗文评家认为杜牧的绝句雄伟,律诗极工而全美,杜牧之文四方落落。元代中期,诗评家认为杜牧的诗歌诗情豪迈、语率惊人、好奇,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元代后期,对杜牧的接受转入低潮。此外,金元人以杜牧诗歌入画。元曲中亦演述杜牧风流多情、放浪疏狂和诗酒魔汉形象,扩大了我们了解金元人对杜牧及其诗文接受的空间。杜牧及其诗文在金元的接受和传播与宗唐复古的诗学思潮、战乱不断的社会环境和尚俗的审美风潮紧密相关。     

文学类语篇《阿房宫赋》交际之维考论

文学类语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据重要地位。杜牧的《阿房宫赋》以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文学语篇的典型特征：文学语篇借助特定体裁达成交际目的,作者借助“赋”这一语篇体裁实现劝谏的交际意图;文学语篇是作者和读者对话的产物,《阿房宫赋》彰显了双重的对话意识,对其探讨有助于把握杜牧的创作动机;前景化理论为文学语篇解读提供了动态交际视角,作者运用前景化语言增强了《阿房宫赋》“讽喻”的传意功能。     

论杜牧的咏史诗及其怀旧伤时心态

盛世剧变的晚唐,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杜牧的心态堪称晚唐诗人的典型。纵观杜牧的咏史题材诗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浓郁的怀旧伤时心态。这种浓重的感伤心态对晚唐文学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从兵战论述看杜牧知识结构调整

杜牧在长期的兵战关注和论述实践中,围绕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建构了一个由兵学、经学、史学、文学共同组成的知识结构体系。其中,兵学因直接运用于军事论述实践成为这一体系的顶层设计;史学也因以古鉴今的实践品格给兵战论述以有力支撑而成为其知识构成中的重要一环;经学被边缘化,但经学修养在其兵战论述中现实化为儒家伦理原则,为其进行是非判断提供依据;创作中理性元素的加强意味着文学审美规定性的消解,文学独尊地位受到挑战,其知识构成趋于多元复合。兵战论述是杜牧因应时代环境挑战而对自身知识结构自觉调整的突出表现,这种调整顺应了唐宋文化转型的总体走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从杜牧的政治爱国诗看晚唐士人的济世补天心态

盛世剧变下的晚唐，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爱国、忠君、怜民”的晚唐诗人的杜牧，其诗歌中流露出的心态在晚唐颇具典型意义。文章选取杜牧的政治爱国诗，着重分析其诗歌中所流露的济世补天心态。并试图通过横向考察，探讨出晚唐士人群体所共有的这种心态。从而探究这种心态对文学的影响。     

论杜牧诗文的渊源

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研究作家风格形成的渊源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探讨杜牧诗文的家世渊源、文学渊源与思想渊源三个方面，进而弄清其创作过程的复杂性，更好地把握其风格特点     

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论杜牧的山水诗及其援道入儒心态

盛世剧变的晚唐,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人杜牧的心态堪称晚唐诗人的典型。纵观杜牧的山水题材诗歌,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浓郁的援道入儒心态。横向考察整个晚唐诗人群体,具有这种同样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变化对晚唐文学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     

论杜牧以意为主的兵家文学观

以意为主不仅是杜牧对诗文创作的具体看法,更是一种文学观,是杜牧兵家思想与兵学观念对文论的浸润,内在潜藏着杜牧的兵家思想与兵学观念,即,不把意局限于某家、某派、某思想之中,而把它作为每一次具体创作活动的前提和目标。视意为诗文创作的核心,是杜牧的创造。与庄子、王弼相比,它属于创作论范畴。与陆机、范晔相比,它强调了气的作用。与韩愈、柳宗元相比,它把意而不是道摆在了首位。许、杨慎等不能从兵家角度理解杜牧,被后人诟病,苏轼、王夫之等能由此角度理解杜牧,可算知音。     

浅议《阿房宫赋》中的意气结合

杜牧散文《阿房宫赋》是经典之作,不仅用词华藻炫美,文中的意境也令人深思。杜牧评价自己的文章时曾经说过,意为主,气为辅,章句为兵卫。《阿房宫赋》的写作手法是独一无二恰到好处的,用一种较为夸张的比喻以及明快的节奏,将意境与气势相结合,完全体现出赋的文体特点,也显示了杜牧的文学才华。     

杜牧和谢朓

谢朓的诗清丽新警,圆美流转,不但其清丽的诗风对杜牧有影响,其山水诗和咏物诗也对杜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房宫赋》内蕴试析

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以其高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篇文彩斐扬,色彩绚丽的千古不朽美文,其鲜明的政治意义和现实的警示价值,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阿房宫赋》内蕴试析

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以其高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篇文彩斐扬,色彩绚丽的千古不朽美文,其鲜明的政治意义和现实的警示价值,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论杜牧湖州诗

杜牧的一生与浙江湖州有着很深的渊源。湖州的山水形胜、风土人情、诗文唱和、动人恋情都深融在其晚年寄情山水、外放出守的经历中,丰富了杜牧的诗歌内涵。笔者把杜牧的湖州作品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分类梳理和学术考辨,力求从新的视角把握杜牧的创作内涵与风格。     

杜牧和他的“阿房宫赋”

唐朝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除了象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著名的大诗人外,在晚唐诗人中,最为杰出的要数杜牧。杜牧的《阿房宫赋》是唐代短赋中的杰作,这篇赋和他的《泊秦淮》、《过华清宫》等诗一样,都为后世所传颂。     

千万莫把佳作分析变成屠解文本——以杜牧《阿房宫赋》解读为例

（一）警史华章杜牧的《阿房宫赋》,以汉语独富的情采。剖析中国君权大一统史上一次关乎兴衰存亡的严重教训．显露出年轻作者卓越的史识与风发的才华。其外甥裴延翰遵嘱为之编《樊川文集》作序时,论其文学成就只取一赋一诗：“其谲（委曲讽谏,即‘主文谲谏’）往事则《阿房宫赋〉,刺当代则〈感怀诗》。”可见杜牧本人一生都以此赋自负自重。唐代是诗文名家迭出,群星丽天的时代．社会公众鉴赏力极高,尤可证此赋决非等闲可及。     

沈亚之与沈子明辨

刘大杰先生在一九七六年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唐代文人沈亚之在李贺死后“为贺编辑集子,并特地请杜牧为之作序”(见第二册第355——356页)。查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却说是应集贤学士沈子明之请,“因不敢复辞,勉为贺叙”。显然,刘大杰先生把沈子明与沈亚之看做是一个人了。诚然,沈亚之与沈子明都与杜牧、李贺有过友谊,而且他们     

如何理解杜牧批评元白诗的内在隐衷——兼谈杜牧与韩愈及儒学之关系

通过探讨杜牧文学思想变化之轨迹,寻求其内在隐衷及韩愈和儒家儒学的关系。认为:杜牧29岁与李勘交往前基本上是一个崇拜兵家大吏且具有兵家思想的人,与韩愈无任何来往,且对儒家儒学有颇多微词;随着与李勘交往加深,杜牧逐渐开始推崇韩愈并赞美儒家儒学,尤其孟轲。杜牧激烈批评元白诗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产物。杜牧平生都未放弃兵家志向和兵家思想,但与李勘的交往却给其后半生创作活动留下了难以尽述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