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整合性创新”与“中国哲学”问题

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潜存着一种强烈的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实质上又是近现代以来“救亡意识”的一种变奏。弥漫于学术界的“创新”思潮与这种“主体意识”的挺立是相互联系的。创新必基于不同思想文化之要素的整合,“整合性创新”体现为思想创新的普遍原理。冯友兰、胡适等人所做的工作,应在历史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关于中国哲学的“整合性创新”活动,并实际上改变了哲学与宗教的世界地图。“主体性”只能在“主体间”的交往之中才能显现出来,中国哲学也只有突破“地方性”的局限才可能真正独立于世界思想之林。     

中国修辞哲学论略

中国修辞哲学源远流长，成就亦颇显著。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未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中国修辞哲学作了初步论述，廓清、界定了“修辞哲学”的内涵以及“中国修辞哲学”的主体概念，对中国传统修辞哲学的六个不同发展时期的成就与特点的轮廓作了初步勾勒，并对中国修辞哲学在先秦至晚清时期的特点作了总结概括，认为“理论表述的非系统性”、“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一贯性”是中国传统修辞哲学的根本特点。     

中国当代哲学发展态势点评

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态势进行评点，相对于21世纪哲学的演进，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历史新时期“人”与相对性的结合。构成哲学的主题与主导理性精神。在此引导下，中国哲学出现了大分化的景象。从哲学的兴奋点或“三大形态”来看，“人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既引起了哲学的活跃与发展，又存在深刻的理性缺失。就哲学思维方式分析，“回到马克思”与“哲学现实化”，各存有方法上的片面性，二者的结合，才是哲学发展的应有之途。     

部门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部门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合创新的重要范式之一.部门哲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而向生活实践回归的结果;研究对象的领域化与专门化、研究层面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研究性质的交叉性与中介性及综合性是部门哲学的基本特征;部门哲学在理论与实践、文本与问题、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视域融合”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部门哲学的主要不足在于难以处理好部门性与整体性、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在社会问题日益领域化、复杂化的背景下,部门哲学仍将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和“前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二者的结合是一个互相推动的过程:一方面,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传统哲学将得到科学的清理,克服其朴素性和某些神秘性,使之成为现代哲学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大量地从传统哲学的优秀成分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就是“古”与“今”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结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体系直接“移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改造”、“变形”后的理论形态,也并非在中国从事纯粹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复合型经验”的分学科（哲学层面）总结。毛泽东哲学就其生成机制、基本特点,抑或主要内容而言,都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无特定哲学体系、围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烈现实针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特征,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侧重于脱离实际的纯粹学理性推究,无关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无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论证;因此,不能混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关于师生关系的哲学思考

师生关系作为影响及制约教育和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因素，一直备受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随着本世纪所发生的哲学转向，即从传统的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论哲学，哲学研究的重心由研究主客体关系的主体哲学转向研究对话与交流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师生关系出现了“双主体说”。该种观点认为，教学活动中存在的是两个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同时两者又互以对方为认识的客体。是否这种双主体的理论就是对师生关系的最恰切的理解与表述呢 ?它似乎也因下列原因而难当此任。 　　首先，从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来看，它…     

哲学的本性与中国哲学

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在于寻求意义、确立价值、启迪智慧、锻炼思维。西方哲学以“本体——现象”为特征的运思范式，曾不可避免地陷入本体与价值、知识与价值的矛盾困惑之中；中国哲学从总体是建立在道德心性论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心物合一”的基础上，尝以“本体——工夫”为基本的运思范式，这样，西方哲学曾有过的困惑，中国哲学因其所特有的价值形上学品性而使其得以消解。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最合乎哲学本性的一种民族性哲学。     

哲学与人类的未来--冯友兰对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的阐释

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就提出“世界哲学”的概念,并阐述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提出中西哲学互补和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可能有的两点贡献。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总结》中,冯先生又把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归结为“仇必和而解”和“太和”,他所提出的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的贡献,可概括为六大关系。这一阐释与建立一个有人价值导向的全球化的过程完全合拍。     

中国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时间意识。王船山把时间的存在追溯到主体的时间意识的结构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对应着主体的识、思、虚。识、思、虚分别是主体意识中的保存、呈现与预期（包括筹划）的功能。时间的流逝不仅仅具有线性的特点，不仅仅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行程；而且还具有境域性的特征，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相遇。时间意味着存在的持续敞开，它展开为隐显（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人而言，时间意味着“关系的承担”，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承担他自身以及整个世界的存在。     

理解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度

中国道路的成功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对中国道路的开辟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中国道路的开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一是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哲学担当;二是高扬人民主体性原则;三是实践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开启的中国道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并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审视中国,不仅是对中国问题的真实把握,而且也是对世界问题的真实体悟。     

略论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在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之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１、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发展未能古今贯通和中西合璧;２、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着“五多五少”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速度;３、教育哲学的理论困惑。促使新世纪中国教育哲学更好地发展,可以从四方面把握：１、确定研究方法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初创及其贡献

我国虽然有悠久的教育思想史,但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始于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杜威来华讲学之后,教育哲学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从1919-1949年,我国学者先后翻译了近10本国外教育哲学,自己编著了20余本教育哲学。国人编著的教育哲学,就思想而言,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三民主义、天主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学科体系而言,有"哲学之教育应用"体系、"各派之教育哲学"体系、"教育之哲学"体系、混合的体系等。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不仅与西方教育哲学几乎同步发展,而且30年的建设,完成了中国教育哲学初建的任务,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传承视阈下的中国哲学方法观

目前为止所谓的哲学方法论,是西方哲学范式下的方法论.事实上,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对应,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哲学方法观.提出中国哲学方法观这一名称是为了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区分.要想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必须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方法观为捍卫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     

中国特色建构主义的源头活水

无论是西方建构主义还是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都不适应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又要正确理解、运用孔子的教育思想,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建构主义的源头活水,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建构主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自己讲”与“讲自己”:教育哲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与路径

我国教育哲学发展初期经历了"听着西方讲""照着西方讲"的历程,带来先进思想的同时造成中国教育哲学自我话语的隐匿。我们只有通过"自己讲"才能确立话语主体地位,实现中国教育哲学自我的觉醒。"自己讲"通过"讲自己"而实现,因此教育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自己讲"作为话语前提,还需要"讲自己"以构建话语的"中国范式"。但教育哲学中国话语不能局限于传统,也不能自说自话,要注意古今融通、中西融合,凸显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和国际视野,并能够在国际平台上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交流,在对话中得到国际的接受和认同。     

试论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热”时代的名思想家。他正是通过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为其反封建、反神学斗争吸取营养的。但由于伏尔泰所掌握的中国哲学的材料极其有限,且都是经传教士们“消化”过的二手资料,这就使他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出现了无可避免的粗浅性、片面性和主观性。     

能力主体与时间本位：新主体性的两重断定

当下中国哲学诗学应该重视主体性的建设,这不仅是回应当下西方重建主体性的前沿性学术追求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弥补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主体性精神严重缺失、构建当代中国人诗意性生存的需要。当下中国主体性的具体内容应该是“新”的。新主体性应充分重视欲望;但欲望的对象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直接构建主体性的核心因素。新时代的主体应该是能力主体。能力可以包容、超越欲望,可以在主体性的核心层面定位。新主体性应在坚持传统的时空一体性的基础上,突出时间的主导性与合目的性,把传统生存论的“空时”建构倒转为今日的“时空”建构。     

唯物史观视域下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建

坚持公平、正义和解放既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应通过制度正义来重建中国的政治理念,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重塑中国人的荣辱观。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应处理好如下几方面的关系：定型与转型;认同与变革;国家意识形态价值与大众价值;本土价值与外来价值;自我评价与外来评价;民族凝聚力与价值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