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文章属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探讨。首先介绍了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其次介绍和分析了朱先生5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反思和他的哲学史观，最后阐述了朱先生易学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文章也提供了一些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较为重要的史料。     

哲学与经学之间——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从经学范式到哲学范式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作为整体的经学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解体和边缘化的趋势。但是,离开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很多哲学问题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史》,从易学出发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哲学范式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哲学大师朱伯崑先生访谈录

1999年,《邯郸师专学报》开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赵文化研究”专栏,6年来累计发表论文60多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赵文化研究》一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科学时报》、《管子学刊》等多家报刊给予报道和述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从今年起,《邯郸师专学报》升格更名为《邯郸学院学报》,特增设“学术名家研究”专栏,每期访谈一位当代学术名家,对其学术成果进行研究,突出当代特色,追踪理论前沿。本刊着重办好“赵文化”和“学术名家”两个专栏,一古一今,交相辉映,旨在提高办刊水平和学术质量,促进学术繁荣。本栏目访谈的第一位学术名家为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哲学大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朱伯崑先生。同时还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博教授和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分别撰写了《哲学与经学之间——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的贡献》和《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两篇专论一同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及其方法论思考

2 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基本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即其建立时期的以我就西方阶段 ,建国后的以古人就我阶段和改革开放后的全面繁荣发展阶段。经过 2 0年的发展 ,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 ,即中国哲学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研究的“纯化”与“泛化”的关系问题。     

哲学与经学之间--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从经学范式到哲学范式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作为整体的经学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解体和边缘化的趋势。但是，离开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很多哲学问题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史》，从易学出发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哲学范式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初探

每一个哲学体系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都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的时期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正需要我们积极的面对和解决。本文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梳理,探讨21世纪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方向。     

浅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石,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国哲学史》的架构设计、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史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哲学问题上,强调哲学要关注时代的问题;二是在哲学传统上,提出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近代传统;三是在哲学研究视域上,重视哲学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引向更广阔的视域.这一哲学史观,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发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研究是自1979年我国马哲史学会成立迄今我国马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一门新学科,所谓新在于学界尚无集成研究该历程的著述问世。我国马哲史学会成立已33年,第一部马哲史稿编撰出版迄今已历31年,将这30余年间该种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首要任务的史学发展历程中的点点滴滴以史学史的体相汇聚成篇,明晰我国马哲史学史研究的分期、内生逻辑、史德构建三方面内容,有利于建构一个脉络清晰的学科史研究模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产物,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是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西学观照、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哲学与哲学史相结合、唯物史观等作出评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三种方式

近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特点是聚焦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孙正聿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何萍的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任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是三种代表性的研究方式。虽然存在共同的研究领域、根本宗旨、基本目标,但是三者各具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总体特点、针对的问题和提问方式、基本原则和书写方式、具体使用的二级范式都存在差异,因此,三种研究方式各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 ,在当前研究中国哲学史中 ,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指导 ,而且也要借鉴西方哲学中某些合理的研究方法 ;在比较研究中 ,要注意可比较研究的条件与前提 ,不可随意比较 ;治儒哲学必先治“经” ,要注意儒家后继者对“经”的继承与发挥 ;新儒学基本未突破“内圣外王”的模式 ,不可对新儒学作过高的评价。     

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与比较

本文从方法论的层面切入问题,目的在于探讨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行文分别从"历史与哲学"、"古人与今人"、"中国与西方"三个方面入手,剖析了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走的路数,经由比较研究发现作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唐君毅,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所表露和援引的思想理路和研究方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并且其思想理路和研究方法,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因此,唐君毅既是可继承的,也是可超越的.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趋势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摈弃了把哲学史简单化为唯物 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两军对阵的教条公式，以“哲学史认识史”取而代之。到了90年代，则出现了两种趋向；从“认识史”到形上智慧；从“认识史”到生活世界.前者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由知识层面进入智慧层面，表现了回归智慧的自觉意识，更楔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来面貌；后者批评以“经典话语”编织中国哲学史的写法，强调关注经典之外的生活世界的思想传统，由引促使人们 思考被“经典话语”遮蔽的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演变过程。     

诠释论视阈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

从诠释论视角探讨冯友兰对哲学史的"形式依傍"与"比较研究"、对其诠释的"系统性"与"适度性"以及"哲学史的陈述性"与"哲学的创见"等几个重大关系问题的态度立场和理论贡献,并以此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对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出现的过度诠释倾向、模糊"整理中国传统哲学"与"发展中国哲学史界限"、乃至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学者们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历来褒贬不一,大家贬低该哲学史的核心,在于胡适对＂义理＂的忽视。就写作特点而言,胡适写作哲学史时,对方法论有充分的自觉,注重对孔子、庄子等人思想源头的追溯,并因此而使该书具有区别于其它哲学史书的突出特征。胡适在书中所体现的方法论特点,是一种中西和璧的产物。在胡适的时代,以西学概念表征中国思想的做法蔚然成风,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用中国概念来表征胡适西化的方法论特点,其方法论可总括为＂另一种‘正名主义’＂。由胡适的哲学史方法论可引发出对方法论问题多元化的思考。     

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

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可以从哲学研究过程中理解和解释与先见的关系得到说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史论结合。无论是研究哲学还是研究哲学史，都有必要先明了立场、视角、视界、视域、背景等理论体系的特征，其次是用好研究方法。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有三种：生态学方法、诠释法和比较研究方法。这三种方法既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其缺点，应该把它们联结起来形成系统研究方法。在运用这些方法后，才能进行价值判断。总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应该坚持理性分析优先，现代批判意识其次，超越与创新再次的原则。     

论中国经济哲学的现代性题域

中国经济哲学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事件,它更是一个现代现象、一个哲学事件,是一种人文形上学的代表趋势.而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之独特性而言,这种趋势更加具有其特殊性与关键性.     

中国哲学史研究百年反思

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有久远的历史,但这种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才有的事。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其轨迹与社会史的进程密切相应。总结和反省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各个阶段的思想内容、特点及理论得失,对于展望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束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