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

春秋后期,诗从坏乐之中蝉蜕而出,诗教变乐语之教为纯粹诗教,汇入既有之德义礼治的教育传统,从附庸走向独立。《诗》属性的这一历史性嬗替乃是籍孔门重置《诗》教目的而完成的。官学下移民间,孔子设计教育造士,立四教,分四科,观念重理想、实践重事功,以《诗》为其文教教材,并赋予其不同于乐教时代的全新目的。较之于古乐官,孔子论乐不必及诗;较之于古师儒辈,孔子论诗不必及德义。一方面持续古乐官和古师儒辈的造士理想的高调;另一方面因应时代,把《诗》教落实到向社会供应达政专对、可以言、言而文的事君、事父的人材,实现了《诗》属性的独立与重置。这既体现了夫子教《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又成就了《诗》新的历史功能和身份属性。     

《诗·周南》“麟”意象考论

诗人在周南地区崇德重礼、尚贤好仁的地域文化背景下,选取"麟"这一物象作为兴象来起兴时,撮取了"多子多福之吉兆"这一美好文化内涵来经营"麟"意象,以便通过歌咏"麟"来祝福周王之公子、公姓、公族繁衍昌盛。"麟"意象是"周南"地域文化的艺术载体,是《周南》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完美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周南》地域风格的艺术结晶。     

马一浮的儒家诗教思想发微

20世纪的一代儒宗马一浮,完全漠视20世纪以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问题意识来整理、阐释中国传统学问的学术主流,始终以六艺之学统摄一切学术,以发明自性为为学宗旨,这一学术取向鲜明地体现在他阐述儒家诗教大义的思想中,把握这种思想对于理解和传承中国哲学的精髓极其重要。     

从上博简《诗论》看《关雎》的主旨

关于<关雎>的主旨,汉宋儒者多持颂扬"后妃之德"说,近代以来学者多持男女情爱说.<论语>载孔子论<关雎>则强调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于"哀而不伤"的含意,人们一直不得确解.上博简<诗论>有关于<关雎>诗的较多的评析,对于我们理解是诗主旨颇有启发.它以"色"、"礼"、情感之说论析<关雎>,远较传、笺和宋儒的"后妃之德"说更接近<关雎>一诗的本义.     

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

春秋赋《诗》的形式 ,历来有歌《诗》以赋、诵《诗》以赋、歌《诗》即诵《诗》等多种看法。透过多种赋《诗》定义 ,我们发现后人歧出的赋《诗》解释并不互相抵牾 ,而是昭示了典礼上程式化和多具象征意味的歌诗奏乐向具体生活和实际政治延伸的日常化过程 ,以及诗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过程 :即 ,赋《诗》言志始于奏乐歌《诗》言志而亡于言语称《诗》谕志 ,中间经历由徒歌吟志到诵《诗》言志的过程。其发展的逻辑乃是基于诗乐的普遍传播 ,藉“乡乐唯欲”之契机 ,为适应礼乐文明兴盛与衰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云锦天机妙手裁——《缘斋诗稿》序

李仲元先生以《缘斋诗稿》见示,余固乐其丰盈大有而先睹为快也,欣然受之。可是,先生马上补充一句,看过之后要写一点东西,弁诸卷首。听了,我不禁摇首咋舌,心想：这可是个力不从心的苦差使。     

《诗纬》考论

《诗纬》是形成于我国汉代的纬书的一种。《诗纬》中有关《诗经》的评论,其思想观点主要来自于《齐诗》翼奉一派,因而《诗纬》与《齐诗》在理论上有着渊源的关系。《诗纬》所提出的“四始”、“五际”,及“六情”说,以阴阳律历附会解释《诗经》的诗篇,其真实用意在于,揭示周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此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发生作用。《诗纬》中的诗论,如“诗者,天地之心”、“诗者持也”、“诗含五际六情”等论说,对汉魏六朝时期的诗论有着一定的影响。     

明初台阁文人诗序文的诗学立场与修辞方式

明初台阁文人的诗序文中,有大量诗学理论的叙述。在诗学内容层面,台阁文人主要探讨“诗言志”“诗本性情”“世运论”,折射出永乐以来台阁文人从诗教传统到政教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政治实用主义的文艺方针。在诗序文形式体制层面,善用“引用”的修辞反映出台阁群体推奉经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孔氏南宗谱汇修》

正南宗浙江衢州有孔子后裔定居。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赐衢州州学给"扈跸南渡"的孔子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暂为庙、宅,孔氏大宗就此安家。元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世祖召衢州第6代衍圣公(孔子53世孙)孔洙去曲阜奉祀,孔洙不忍北上,让爵给曲阜族弟孔治。从此,孔氏分成南、北两宗。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性爱描写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 ,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因此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重视诗歌的情感侧面 ,对所谓“艳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并且加以提倡 ,重视《诗经》中涉及性爱的内容并肯定其价值。王夫之的诗经学说凸现了儒家经典《诗经》歌颂生命主体意识 ,高扬人性 ,肯定性爱 ,赞美爱情的本质。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就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荀子的礼分思想与礼的阶级化

“以和为贵”虽然是儒家礼学的中心思想,但儒家主张的“和谐”,原本就不是没有差等的“齐一”。孔子主张“正名”、“仁民爱物”,孟子认为“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或劳心,或劳力。”都隐含了“维齐非齐”的观念。荀子的“礼分”思想,无疑地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延续。只是荀子的礼学思想,较之孔孟,多了分具体实在。荀子的礼分思想,也很清楚说明“明分使群”的必然与必要。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差等,也就很自然的必须被强调,唯有确知了差等的存在,人才能确认自己的权限。而维持差等的方式,除了大众心理自觉的认知,更可以加上外在的限制,使得人群间界线分明、各守其分。这些外在的限制,依托着礼的面貌,在《荀子》书中有了朴素的开端,而在秦汉之际的儒者手中,被完全确立了起来,礼的阶级化于焉完成。本文之研究,旨在整理荀子的“礼分”思想之大要,并探讨其与阶级化礼制的关系。     

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新论--兼及对冯友兰、孙昌武、郭绍林等先生观点的质疑

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统合儒释” ,从理论上讲 ,有其历史的、文化的推演逻辑 ,其佛学思想对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是士大夫吸收、消化佛教的一个典型。本文分析了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的价值、意义 ,并结合今人对之的具体评价 ,提出了与冯友兰、孙昌武、郭绍林等人不同的学术观点。     

河北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撰写年代详考

河北定州清真寺现存的《重建礼拜寺记》碑,题为元人所撰,长久以来,被当作珍贵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献而屡屡为学者所引用。本文在姚大力先生论点的基础上,从碑文中《古兰经》"三千六百余卷"之误只能出自《大明一统志》、碑阴题名所见回回人人名的特点不符合元代的状况、《重建礼拜寺记》碑与同寺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重修清真寺碑记》碑有密切关系,以及由元入明中国伊斯兰教的巨大变化的背景等几个方面综合考察,认为《重建礼拜寺记》并非元人所撰,而是出于明人之手。并推测其撰文的时间在《大明一统志》成书的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之后,具体说可能就是《重修清真寺碑记》的撰写年代——正德十六年前后。     

以学术为治术——曾国藩的礼治思想及其经世实践

作为学术名家与军政名臣的曾国藩,毕生致力于以礼为中心的学术与治术的贯通。他由学术上的“以礼为归”,走向实践上的以礼经世。所以他在组建、统领湘军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以礼治军的原则,并因此而获得政治、军事上的成功。总之,曾国藩的政治事功是建立在他的思想学问的基础之上。     

戴圣生平和《礼记》的编选

戴圣是汉代著名的礼学家,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元帝、成帝时期。先后两次为《礼》经学博士,官至九江太守。他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的三十年中,以《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为依据,编选《礼记》四十九篇,配合今文《礼》教授弟子,传授礼学。     

太阳崇拜的历史演变及在郊祀仪式中的文学再现舷

太阳崇拜在宗教生活领域体现为周而复始的郊祀仪式.上古五帝为太阳崇拜部落,是郊祀仪式中五方上帝之原型;商代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联系最为紧密,突出体现为扶桑神话、十日神话与祖先祭祀的关联;<九歌·东君>是上古时代日食禳救仪式的戏剧性再现;西汉武帝时代的太阳崇拜渗透着求仙长生思想,汉-唐太阳祭仪突出体现为王者"朝日夕月"的郊祀活动.随着郊祀观念的变迁,古代太阳崇拜与人间帝王的关系经历了由亲至疏的转变过程.保存在<周颂>、<楚辞>及汉-唐<郊庙歌辞>中的太阳祭歌是对太阳崇拜的艺术赋形,是仪式活动中祝祷、祈求诸多情感的表现.     

与周恩来交往二三事

我从1944年到1946年在重庆与周总理有过不少接触。当时,我是《大公报》记者、采访部主任,担任过对旧政协的采访工作,与中共代表团有较密切的关系。但这期间写的文稿,因为经过当局对我的逮捕、搜查,都已散失。现在,凭记忆写下有关周总理的一些事情。     

论上古礼制与文体的生成及《尚书》的性质

上古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宗教礼制发展到国家政治制度正式确立的变革时代,与此相应,国家治理思想观念的转变即导致了由言说行为方式生成的文体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宗教性文体到政令性文体的演进过程.其间的过渡时期,便是在殷末周初之际,载录这一时代巨变的古文献是<尚书>,因而,<尚书>"六体"也鲜明地体现出了原始宗教性和政令性合而为一的文体特征.<尚书>是一部政教合一的上古文献.     

Enacting Identity and Transition: Public Events and Rituals in the University (Mexico and South Africa)

On the basis of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vents, ceremonies and academic ritual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nd processes of transition and power at two universities, one in Mexico and the other in South Africa. The public events examined here play a major role in imagining and bringing about political shifts within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xternal actors. It shows how decisive local histories and constituencies are in mediating and transfiguring identity projects initiated from above.     

中国社会细胞的变迁——当前都市婚恋、家庭理念和方式的透视

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综观中国近代婚姻家庭的变迁,几乎是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相伴。自从“六礼”在周朝形成以后,传统的婚姻关系和仪式几千年来较为完整的承袭着,中国的婚姻家庭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婚姻家庭才开始出现变革,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以至目前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更具有划时代的发展。如离婚率上升、婚外恋、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