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书法观的嬗变与金末书法之复古

文章通过对于元好问书刻作品的考释辨析,进一步厘清元好问书法观嬗变的脉络。从而得出元好问就是金元之际书学倡导复古的先行者的结论。郝经延续着这个脉络继续强调复古,源头也是可以追溯到元好问,这样元好问的在书学史上的意义就立刻凸显出来了。     

王世贞篆隶书学观的影响和价值

王世贞是明代文坛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就书法而言,他的篆隶书学观极力推崇文征明及其弟子的书法,对前代书家有所鄙薄;其篆隶书学观虽有偏颇,但在篆隶创作式微的明代,他对篆隶的鉴赏和品评弥足珍贵,对后世篆隶创作和品评的兴起不无裨益。     

略论鲜于枢“复古”书法思想之意义

鲜于枢是元代初期著名的书法家,与赵孟颊同为元代书法巨擘,有“南赵北鲜”之称。其“复古”书法思想对书法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金人的中州观

金初，人们尚未萌生金也是“中国”的观念，这是与当时的历史状况分不开的。但 随着金统治地域的扩大，熙宗时有了“四海”的概念：章宗时， 已明确地把金统治区称为“中 华”。元好问在他的《中州集》等书中多次用“中州”指金朝，正式使用“中州”一词。李纯甫认 为金也包括在“中国”之内。 金代的中州（中国），由金初指北宋，到中期指包括金源在内的金统治区，最后，抛弃了 民族区域的界限而指整个中国。金代的中州观是对历史上少数民族中国观的总结和发展。为近代中国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对金的风、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元好问的价值观

《左传》论士，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元好问就是13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的达节之士。他金亡不死，上书蒙古中书令，又觐见忽必烈，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些惊世骇俗之举，是其价值观的反映。综观其在易代之际的全部表现，可以发现元好问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和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方面内容。     

林语堂书法美学思想评析

近代作家林语堂书法美学思想从“气韵”、“性灵”、“韵律”、“自然”等角度论及中国书法特征,显示其敏锐的观察力和以及对中国书法美学的精深把握。林语堂书法美学思想展示出中国书法共时性发展规律。作为近代中国书法美学的初步奠基者,林语堂书法观具备向西方介绍中国书法文化的积极意义。辩证对待林语堂书法观,有助于当代中国书法研究多向层面的展开。     

论翁方纲关于米芾、董其昌书法的题跋

翁方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其书法质朴，浑厚，但由于缺乏创新而被后人批评,本文从翁方纲关于米芾、董其昌等书家书法的题跋入手，着重阐述了翁氏实用、复古、理性的实践观点，较全面地探究了翁氏书法得失的原由．     

王世贞与俞允文交游研究

作为明代复古文坛“后七子”的盟主,王世贞声名卓著,交游甚广。本文研究他与俞允文的交游紧紧围绕他们的“诗文书法”展开,阐明他们的书法交游以诗文交游为基础以及诗文对书法的重要性,深入揭示书法交游对书法理论和创作的促进作用。     

元好问词序、词题论三则

元好问的词学理论同样体现在其遗山词之创作中,通过对元好问词序（题）的分析,可以看到其词体创作的完备、“以词存史”理论主张的实现、“诗词一体”观的自觉实践。     

苏轼惠州时期书法观念研究

苏轼谪居惠州是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在书法观念上，苏轼惠州时期的书法观念是其“尚意”书法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对黄庭坚草书变法的认可，体现着苏轼主张在“学古”的基础上“自出新意”的创作观念。苏轼在惠州关于酒对书法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苏轼醉后作书能让自己心手两忘，达到“醉笔得天全”的境界。除此之外，苏轼对颜真卿《争座位帖》的题跋，体现着苏轼“入晋人之室”与“知人论世”的书法审美观。     

论元好问

本文从作家生平、作品、诗论三个方面对元好问作了总体把握和全面介绍。元好问由于受到时代、地域和民族因素的交互影响,作品往往呈现出慷慨悲壮的格调。本文从诗、词、散文、古赋、散曲、笔记小说诸领域剖析了元氏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在概述元氏文学观的同时,注意揭示其文学主张与宋、金时期文坛状况的内在联系,从而突出了元好问诗歌理论的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     

论元好问易代出处对清初山西诗人的影响

金元一代文宗元好问,于易代之际为解救百万京民,曾主动参与为崔立撰功德碑事,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晚年谒见忽必烈奉其为儒教大宗师。没有依儒家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尺度,为金殉节或为遗民,客观上体现出由金入元士人的民族观、正统观和历史观。元好问夷夏观之重志向、民本之济世救民、道统之传承文脉的人格观念,促使其在易代之际作出了上述人生选择。有清三百年元好问作为地域乡贤,对地域文化的建构影响极大,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清初山西诗人对夷夏之防的观念相较江南而言较为淡薄,多关注个人志向的实现。王朝鼎革多关注民生疾苦、体现出浓厚的“民本”之思和救世济民倾向。同时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待王朝的更迭,关注道统的传承文化的延续。清初山西诗人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仿效元好问的过程中,潜在地提升地域诗歌的价值与自身的影响力。     

元好问在癸巳之变前后

元好问是金源末世被誉为“一代宗匠”的著名文学家,也是“泪水和墨写离骚”的爱国主义诗人。金亡之后,一直以一个亡国遗民的身份,在蒙古军事政权的铁蹄下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目睹了蒙古贵族的铁骑烧杀抢掠的暴行和金统治者为应付战事穷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将满腔的悲愤和痛苦融入诗篇,故其诗被人称为“诗史”。金亡之后,他终不仕元,史籍称他“金亡不仕”。然而,     

赵秉文书法略论

赵秉是金代名的书法家、理论家。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的桎梏，对于金代书法的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对其评价有失公允。因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赵秉的名字，或是片言支语，或是轻描淡写，这与事实上赵氏在书法及书论方面的成就是不相符的。本拾零考全，从家世、历官、书法、书论、艺术主张及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人们对赵秉以及金代书法引起重视。     

元好问“鹿泉新居”考

著名元曲先驱元好问于金朝京都开封为元军攻破后,带着与父母失散并仅有７岁的白朴被迫北渡黄河,暂住于山东聊城。１２３７年元好问送白朴到真定（今正定）与父亲自华团聚,之后又到过藁城、栾城、井陉、赞皇、赵州（今赵县）等地,１２４９年曾居真定,次年定居获鹿（今鹿泉市）寓舍“吕氏园”并从事教学。据《获鹿县志》记载,王思廉就是在这里“幼师太原元好问”的,后于元成宗时曾官工部尚书,为获鹿县增了光。获鹿人世代都对元好问的寓舍和教馆所在地颇感兴趣,均云在抱犊寨南面山清水秀的白鹿泉村,但具体位置却是书不见载,人不知晓…     

重解元好问评李商隐诗

元好问持正宗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论诗三十首》中,肯定了李商隐诗之“精纯”,赞扬它世代受到人们的喜受,但对其隐晦处略有批评,同时认为不十分“雅正”,更进一步斥之为“新声”,这反映出他诗论中的保守面。元好问对李商隐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有批评,他是辩证地评论李商隐的。     

重解元好问评李商隐诗

元好问持正宗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论诗三十首》中,肯定了李商隐诗之“精纯”．赞扬它世代受到人们的喜受．但对其隐晦处略有批评．同时认为不十分“雅正”,更进一步斥乏为“新声”,这反映出他诗论中的保守面。元好问对李商隐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有批评,他是辩证地评论李商隐的。     

书法之意象

如何理解书法作品中的“意”与“象”，是书法创作与欣赏的根本问题。本文就清代文艺家刘熙载提出的“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的观点进行了肯定和论证，同时还提出了它在书法创作、欣赏中一连串的平衡关系。     

书法创新研究

经过对散见于古代书论中的片段分析，发现古代书法家的书法创新观主要有这样几种：集古、明法、功夫、性灵、追本溯源等。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书学范畴中最基本的要求，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说连书法艺术的门也找不着，更不用说走进书法艺术的殿堂。书法创新的突破点在何处?经过对古代书法家的风格形成过程的分析，发现书法创新的法门就在于“取法自然”，即从自然中汲取营养，这才是书法创新的真谛。     

理学家的书法观——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朱熹主要精力用在阐发圣贤之学上，他著述宏富、弟子众多，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接。然朱熹自幼喜好书法，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和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朱熹成功地构建了其理学家的书法理论。朱熹对书法的认识闪烁着真知灼见，对后世的书法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熹的书法声名远播，“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鸡墙圭璧”。其书“意致苍郁、沉深古雅”，为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