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农村小学教育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模型——基于财政能力和财政需求的视角

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利用河北省2007年的相关数据,从财政能力和财政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形成地区间小学教育差异的若干因素,构建了财力客观能够承受的农村小学教育投入模型和农村小学标准教育支出模型,并据此设计出农村小学教育的g 般性转移支付模型和激励性转移支付模型,以促进地区间农村小学教育均等化的实现。     

地区间小学教育投入努力程度差异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根据生均教育支出成本模型的构建及其他影响教育投入相关因素的分析,设计了可以衡量各地区客观能够承担的教育投入水平的模型,并以各地区实际的教育投入与客观能够承担的教育投入之比来衡量各地区教育投入努力程度.通过对河北省2007年样本县的数据分析,认为河北省地区间小学教育投入努力程度差异较大,一些地区的小学教育投入不足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入努力程度不够,而不是财力不足.并提出完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     

县乡精简一人中央奖励4000元

为继续引导省、市政府加大对财力薄弱县乡政府的投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增强县乡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财政对调节省以下财力差异工作做得好的地区予以奖励。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入均一般预算支出水平（总人口平均．并考虑分县成本差异,下同）较低的40％县（市、旗,不舍市辖区,下同）进行考核,对人均支出占全省平均水平的比重高于2006年水平的地区．按一定的系数并考虑各地财政困难程度予以奖励。     

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政府相关数据

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地区间财力分配的重要手段,对经济落后地区进行资源分配,稳定地方基本财政收入,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实现财力均等化及推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运用变异系数法,分析甘肃省2014～2019年财政转移支付对市、州级政府财力均等化的效果。总体上转移支付前变异系数逐年呈上升趋势,转移支付后变异系数有所减小,缩小了财力差距,财力均等化效果系数均呈正数且总体上逐年呈增长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均等化效果。     

中国县级地区财力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县级地区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民众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经济福利,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的关键环节也是县级政府。在利用1993-2005年中国县级地区的财政数据基础上,对县级地区本级财政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县级地区财力差距十分悬殊,财力不均等存在上升趋势;同时,财力不均等呈现很高的持久性,且这种持久性还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此外,地区间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地理条件及地区特有的政策、制度等因素对地方自有财力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省际差异是引起县级地区财力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为了使县级地区的公共支出达到起码的均衡,最主要的手段只能依靠上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发挥更大的均等化效应。     

我国R&D投入的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

对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RD投入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RD投入的地区总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从2003年起总体呈减小之势。东部地区RD投入和经济发展的区内差异都较大;西部地区RD投入的区内差异变化较平稳,经济发展的区内差异有所扩大;中部和东北地区RD投入以及经济发展的区内差异都较小。为促进我国各地区RD投入的稳定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稳定,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财力支出结构调整;增强我国各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及时制定有效的措施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的财力、人力、物力资源在空间单元上的省际及城乡间配置存在明显的差异,以2003-2006年间数据通过常见的差异分析指标发现,我国基础教育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资源主要指标的配置上.省际及城乡间的差距仍在扩大,呈现典型的"马太效应".城乡间及区域问的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以及不公平的资源配置政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最主要的原因.政府应统筹协调城乡问及区域间的发展,对弱势群体和地区进行补偿投资、建立公共基础教育财政制度,从"资源平等"的起点促进教育公平.     

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配置校际差距及对策建议——以G市为例

为考查不同类型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本研究对不同等级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三个维度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等级学校间的物力资源配置、财力资源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的差异没有显著性,但是学校间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中的生均公用经费存在显著性差异。为缩小校际间差距,建议以公平优先作为资源配置的目标导向来制定相应政策和实行差别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发展。     

238名河北籍新生弓形体感染调查报告

为了解河北省正常人群弓形体感染情况,我们用间接血凝法对张家口医学院238名新生进行了弓形体感染调查。结果显示:238人中有7人阳性,总阳性率2·94％;养猫者阳性率较高且与不养猫者有显著性差异;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衡水地区较其它地区阳性率高。     

1017例学生尘螨过敏调查

为了解河北省青年对尘螨过敏情况,对张家口医学院1993级新生1017名作了尘螨皮肤点刺实验,结果显示尘螨皮肤点刺试验阳性率在不同性别、地区间无统计学上的差异。     

20世纪90年代福建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对策研究

本文在定量研究福建省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实行山海协作、实施政府可支配资源的反梯度投入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福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的类型划分 及其财政支持政策研究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与创新,但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省际财力差异较大,特别是中央财政责任不到位,影响了这一改革的效果.本文在总结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共建高校的类型划分,提出以共建高校的类型划分为基础,按照受益与能力、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实施中央财政的分类支持.     

浅论金融创新及我国的金融创新对策

30年前的金融业与今天的金融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是金融创新,正是金融创新在改变着金融业的内涵。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创新已成为今后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金融创新本身出发,并针对我国金融创新相对落后的现状,提出推进我国金融创新的对策建议。     

区域差距与制度创新

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突出问题之一。对此，经济学家们从市场发育、历史原因、自然因素、地理区位、文化背景诸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制度因素。本文运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力求证明制度因素是区际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制度创新是经济落后地区摆脱困境的主要途径之一。     

新疆阿克苏地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

分析了阿克苏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得出阿克苏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及对策建议。     

改革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促进西部开发

西部由于其地理区位劣势和国家战略部署使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盖距很大,在现有的大一统的金融法律制度下,西部明显处于劣势。本文认为必须改革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制定西部开发金融法,促进西部开发。     

区域差距的超边际分析

在我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区域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引入专业化分工和交易成本的概念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超边际分析,证明了两个地区不同的交易效率演进路径是形成地区间人均真实收入盖距发展变化的主要根源.因而,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改善中西部地区制度创新和商业交易环境,对于缩小我国区域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北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贫困生资助需求及相关政策研究

优先发展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需要学生资助优惠政策的保障。在我国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现有资助情况下,贫困生就学过程中由于学习资源和条件的匮乏引起的辍学现象仍然存在,维护贫困群体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资助投入。构成民族地区贫困学生辍学和失学风险的各项成本负担正是民族地区贫困学生实际资助需求的现实反映。根据这些需求和民族特点构建专门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对发展我国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是一种必然要求。     

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的模型分析

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各地区间收入存在较大差距。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计一个关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模型来解释。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有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只有一个行业,并假设资本不能进行地区间的相互流动,从而表示出两个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于是就有了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及消除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条件。分析结果表明:地区间的禀赋差距和劳动力缺乏流动是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消除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Teachers’ remarks about their salaries in 1800 in the Helvetic Republic

For centuries, teachers have complained about their salaries. In the Stapfer inquiry of 1799, some teachers made remarks about financial issues, particularly their low incomes. This inquiry is the main source for the arguments presented here regarding teachers’ low salary during this period of the Helvetic Republic.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lowest and the highest income was huge in 1799. This fact invites investigations about the people who complained. The evidence indicates incoherence between the complaints regarding low salary and the real income that was earned by these teachers. However, in order for this thesis to be wholly understood, the salaries must be explained; at the time of the Stapfer inquiry, salaries were paid in different currencies, as wages in kind and using divergent measurements.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to determine who these teachers were and why they complained. The arguments presented by the teachers shed light on the topics of political appeals, the social status of teachers in 1800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eac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