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地区唐宋制瓷馒头窑研究

本文在对南方地区唐宋时期馒头窑资料甄别的基础上,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区和分期探讨,将南方馒头窑的使用地域分为四川盆地、广东地区和浙江杭州三个区,认为其发展经历了唐代早期、唐代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分析了这些馒头窑的技术来源。认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馒头窑技术有源于北方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当地宋元馒头窑的技术源头;广东地区唐代馒头窑技术则可能是当地砖瓦窑技术与同时期北方馒头窑技术传入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杭州南宋两处官窑的馒头窑素烧技术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汝官窑馒头窑技术南传的表现。在北方馒头窑窑炉技术的南传过程中,存在以占有市场为目的的主动输出和因特殊历史背景被动南传两种情况,北方馒头窑在南方地区兴盛与否与当地的瓷业基础强弱关系密切。     

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考察

本文根据近年来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对元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包括对元代青花、釉里红、蓝釉、蓝地白花、孔雀绿釉青花、孔雀绿釉金彩、卵白釉瓷,元明黑釉、红绿彩瓷,明初高温色釉瓷,宣德官窑仿汝、哥、定、龙泉窑产品,宣德官窑铁绣花制品等的考察,以及对元代开始使用的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元明青花料,元明釉上彩料,元末明初景德镇窑装烧技术及其源流的考察。总的来看,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不仅吸收了国内许多著名窑场的烧制技术,也汲取了中东、韩国等地区的优秀制瓷技艺;同时又将产品与技术扩散到这些地区,特别是产品大量销往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全球化的开始。     

明初景德镇“官窑”之窑场性质考略

学界对明初景德镇的窑业面貌,尤其是官窑的设置年代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但考古、调查工作对新材料的揭示,为加深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窑业概况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契机。洪武时期烧造“官窑”瓷器的窑场并非御器厂一处,而是散落于镇区的多个区域。专为营造皇宫都城所需的瓷质构件而设立的窑场,则靠近原材料产地或河川溪流地带。以上窑场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点多面广、一大多小的时代面貌。洪武时期“镇之珠山麓”的主要功能为产品的烧造、堆放和管理,而散落于镇区的相关民窑则承担着烧造“贡御”产品和建筑材料的角色。洪武时期景德镇在官方的干预下,已然进行了规模化的“官窑”烧造活动,但成熟且功能完善的官窑机构御器厂的设置年代,则要迟至永乐早期。     

吉州窑茅庵岭窑址考古的主要收获

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座综合性瓷窑,历来受到陶瓷考古学者的重视。为深化吉州窑研究,配合吉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相关单位,分别于2006年、2014年、2016年、2017年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所揭示的窑炉遗迹,由上下3条龙窑互相叠压组成,结构清晰。窑炉长达60、宽达1.8-5.55米,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宽的、保存最好的龙窑窑炉遗迹之一。发掘揭露面积1750平方米,龙窑外发现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彩绘瓷、卵白釉瓷器标本,丰富了吉州窑的窑业面貌,拓展了吉州窑的内涵,深化了吉州窑瓷业文化的研究。     

两宋时期支圈覆烧法的考古学观察

支圈覆烧法是将瓷器覆置于支圈窑具进行烧造的方法,在两宋时期使用频率较高、流行地域较广。本文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两宋时期支圈覆烧法的相关问题。将支圈分为盘形支圈与环形组合支圈两类,对各类型支圈的年代进行考证,认为以往的研究普遍存在年代判定过早的问题,进而进行分期研究。再对传播方向与路径进行讨论,认为定窑在支圈的传播中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其应是盘形支圈的创始窑场。湖田窑环形组合支圈的装置设计理念亦来源于定窑,又传播至周边的江西中部、湖南东部与福建西部地区。福建其他地区窑场则部分接受了湖田窑环形组合支圈的文化因素,并对其进行了扬弃式的再发展。     

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礼仪功能北大核心CSSCI

陶案是西汉中期以后汉墓中较常见的器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陶案及其为代表的"案、杯、盘"的器物组合认定为祭祀墓主所使用的祭器。本文通过梳理洛阳汉墓中出土的各类型陶案发现,陶案多在等级较高的多室墓中使用,其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这明显与汉代普遍流行的墓地祭祀的情况不同。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陶案的形制分析,发现其明显具有模仿实用漆木案特点的明器特征。通过对几座典型墓葬进行墓内情景的复原研究,对陶案的器物性质和作用及其所在空间的重新审视,本文认为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为代表的器物组合的性质应是供墓主宴饮所使用的明器,而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用于祭祀墓主的祭器。其所营造的空间应为宴饮空间而非祭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