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

文史学家程千帆(1913-2000)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诗书之家,年幼时即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墪教育。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黄侃、吴梅、汪辟疆、胡小石诸名师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1936年毕业后,他在金陵中学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先后在安徽中学、四川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乐山武汉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建国后,程千帆在学术上已经成熟。1954年他与沈祖棻出版了《…     

实事求是看待“编辑学者化”

“编辑学者化”这一提法本身并没错,正如现代作家、编辑孙犁先生所说:“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应该成为学者或作家.”作为一名编辑,特别是做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其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功底,有进行科研的能力.可问题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不切实际.根据“学者化”的口号,有人提出,“对自己所负责编辑的某一学科或主要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要具有比较完全系统的把握,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学报编辑的学术水平     

编辑与学者共构的学术超越

学术的本质在于创造,而创造的主体是学者.学术文本蕴涵着学者挑战常识、超越常识的努力和实力,但这种创造与超越是无法在学者的私人空间真正成为一项人类事业的,它必须通过文化媒体的中介作用才能辐射到更为广大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享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印刷出版业高度发展和报纸杂志日渐繁荣的现代社会,学术更不可能纯然是学者的自言自语.当学者完成了学术文本的写作,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编辑便起着决定学术创造命运的作用.这种权威作用绝非仅仅是在单纯的职业便利中形成的,更不是编辑与学者之间的私交或利益关系缔结使然,而是更多的有赖于编辑尊重学术创造的职业良知与学者的独立思考之间所达成的心灵默契,也更多的有赖于编辑辨识学术含金量的眼光和敢于推出有学术震撼力、同时也可能引发争议的学术成果的胆识.于是,学术的创造和超越就不仅仅是学者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编辑与学者的共构.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在其富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努力中与编辑之间的心灵默契是至为感人的.     

注重学术质量 突出地方特色

我们齐鲁书社是以出版文史古籍和学术专著为主的地方专业出版社。建社以来,一贯注重学术质量,强调地方特色,以挖掘和整理前代学者的未刊遗稿,组织出版当代学者的学术专著作为基本任务。近两年来,出版图书150种,共3千多万字,大多学术水平或资料价值较高,受到学术界瞩目,得到读者赞赏。     

一位新华社记者在英国学习时的感受--"英伦日记"拾零

“学者”还是“记者”1月7日 阴通过互联网,国内许多学术网也可以展示在世界面前。今天我到国内一些有名的学术网逛了一圈,发现国内的学者似乎都十分活跃。     

编辑与学者共构的学术超越北大核心CSSCI

学术的本质在于创造,而创造的主体是学者。学术文本蕴涵着学者挑战常识、超越常识的努力和实力,但这种创造与超越是无法在学者的私人空间真正成为一项人类事业的,它必须通过文化媒体的中介作用才能辐射到更为广大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享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印刷出版业高度发展和报纸杂志日渐繁荣的现代社会,学术更不可能纯然是学者的自言自语。当学者完成了学术文本的写作,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编辑便起着决定学术创造命运的作用。     

编辑在学术规范中的作用

学术失范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许多学者呼吁,如果再不对学术规范问题予以关注,制定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中国学术将不知堕落到何种程度。目前,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基本上还没有触及到出版界。其实,在学术失范问题上,出版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恐怕批评的火焰就要烧到我们头上来了。 现在学术界有一股不好的学风。其表现无非是剽窃、抄袭、拼凑,粗制滥造。大家想必还记得,很多年前,号称“词典大     

普利策对新闻编辑实务发展的贡献

美国学者康马杰在评价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业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这15年里,人们普遍采用了我们认为同现代新闻事业有关的几乎每一种编辑手法或方针”。     

尊重与靠近

为学术期刊写卷首语,是一件令人诚惶诚恐的事情。能在一个被学术圈公认水平较高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都是在本学科领域学有所长、学有所专的学者或学子,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或高谈阔论,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     

记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彭斐章教授

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时节,在武汉大学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神采奕奕的学者正在向一个个求知若渴的心田里栽种着学术的根苗。闻名遐迩的“珞珈泰斗学术系列讲座”之一正在这里进行。“珞珈泰斗系列学术讲座”是武汉大学学术精英大荟萃,今天主讲的是一位目录学家,黑板上赫然书着题目:“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目录学是读书入门之学,跃跃欲试的青年学子谁不想得学术之门而跨进殿堂。只见教室里坐无虚席,济济一堂的学生或坐或立聚精会神地聆听这位学者的演讲。     

科技期刊的学术不端行为及其预防

一、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对于当前学术界存在的种种不良行为,一般将其分为“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两类。学术腐败主要指学者或其他人凭借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学术利益,     

何以完成现代性?--就图书馆职业的现代性问题致于良芝女士

在得知于良芝女士与蒋永福先生就图书馆现代性问题进行通信交流时,职业的敏感告诉我们应该抓拍这一闪光时刻;当我们看到两位学者充满激情与睿智的文稿时,职业的责任又驱使我们快速做出反应。于是我们突破刊物的原定篇幅,以超常规的速度刊出这组学术通信,以飨读者。     

地方文化、学术研究与编辑——兼论地方高校学报编辑的学术使命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多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都是在深刻研究一个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在深入研究很多学术成果的诞生过程时,发现编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我们之前所预想的。由于大都市生存压力日渐增加,现在很多学术人才尤其是博士生开始向地方高校流动。这些博士毕业生有些是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这样的学术机构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一     

近代学术之源泉──当代学者谈《嘉定钱大昕全集》

梁启超在总结和评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有这样一段话：“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也有“不接受清代考证学的成果,便无从读古书了”的说法。他们的论述,既肯定了清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表明,无论是从学术渊源讲,还是就学术发展的现实论,清代学者…     

追踪储安平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和国家之间,命运历来紧密相连,早有“国昌则学运昌”一说。中国的学者,也一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学者与国家,国运与学运之间,关系似乎变得微妙而复杂。 作为后世学人,很难对那个时期的学者有灵魂深处的探索,然而,“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却时时使人震撼。学者本是寂寞的,但真正的学者总是肩负“济天下”的伟大责任,面对政治,面对权力,有的人在他生命的交叉点上,任他的才华消蚀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里,但真正的学者却把他的生命溶进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中。 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敏感区域,我们发现了储安平,一个一生都在学术和政治中进行两难选择的人,一个真正把学术事业溶进“济天下”责任之中的学者,追寻他生命的痕迹,能引出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专著的N种写法

愿我们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学术专著的撰写中,严肃谨慎,以学术为本,以学术创新为念,这样,学术界才能多一些专著式的专著、论文式的专著,没有或者少一些教材式的专著、抄袭而来的专著,惟有如此,才能消除已泛滥成灾的学术泡沫,此亦为学术之幸、学者之幸、国家之幸!     

为清代考据学辩护

清代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来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深入系统的作品并不多见。由于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长期以来,或受文字狱成因说的影响,或沿袭学家旧说,造成有些学者对考据学的评价偏低,甚或据此否定整个考据学的价值。那么,考据学的功用和价值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     

礼俗研究的新动态与学术反思

近年来兴起的礼俗研究热潮,既有历史宿因,也是当今中国学术自觉的一种追求。在新近举办的一次"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聚焦礼俗研究有感而发,反思研究现状,发掘学术意涵,并预估其未来趋向。就目前来看,深入分析礼俗话语背后的中国文化政治传统,厘清当下研究热潮与中国学术百年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由此出发建构中华文明的全幅话语,或将成为多学科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     

一部彰显“皖派”学术的精品力作——读《“皖派”学术与传承》

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发展到高峰的代表,而其中尤以“皖派”学者为中坚。《“皖派”学术与传承》一书以徽州学者为核心,揭示了徽州独特的地域环境和风土人情、人文学风及士人群体、师承统绪与学术交往的演变轨迹,既理清了“皖派”学者在本土以及旅居之地的发展谱系,又勾勒出他们在江南乃至全国的学术影响和地位。这一贯通性的研究,为充实和深化清代学术研究和徽学领域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名人相册——程千帆

文史学家程千帆（1913～2000）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诗书之家，年幼时即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黄侃、吴梅、汪辟疆、胡小石诸名师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