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士风”:曹魏时期重要政治特征钩沉

曹魏时期,政治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浮华士风,为了保证政治格局的稳定,曹魏时期的君主极力打击浮华之徒,但只是将其各项活动禁止,并没有从实质上将浮华问题消除,因此使得"浮华"问题一直贯穿在整个曹魏时期的政治中。     

“浮华士风”：曹魏时期重要政治特征钩沉

曹魏时期,政治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浮华士风,为了保证政治格局的稳定,曹魏时期的君主极力打击浮华之徒,但只是将其各项活动禁止,并没有从实质上将浮华问题消除,因此使得＂浮华＂问题一直贯穿在整个曹魏时期的政治中。     

牛:人类的朋友——从《永禁宰牛碑记》谈对耕牛的保护

2005年4月，由于广西百色水库的修建，涉及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的搬迁，该镇的几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搬迁之列。5月，我们前往该镇，收集传拓散存的碑刻，其间发现《永禁宰牛碑记》石碑一通。该碑体为长方形，青石，残高59、宽41、厚12厘米，无额。碑上端从左至右横书“永禁宰牛碑记”（楷书），碑正文16行，从左至右直行阴刻楷书，可辨文字344个，是清光绪年间禁止宰杀耕牛的告示碑。     

汉魏六朝的禁碑与碑文的演变

《昭明文选》所收碑文五篇,即东汉蔡言《郭林宗碑文》、《陈太丘碑文》,南朝王俭《请渊碑文》、王巾《头陀寺碑文》、沈约《齐故安陆阳王碑文》。其中除《头陀寺碑文》外,都是立于墓前,记述死者姓名、事迹,用于称颂功德、以志不朽的碑文。实际上,碑文的种类很多,有立于名山大川的山川碑,有立于寺观的寺观碑（如《文选》所收《头陀寺碑文》即属此类）,有记述、歌颂功德业绩的纪功碑、颂德碑,等等。本文仅就墓碑文加以探讨,人们习惯上所说的碑文,也大都是指这一类。据（礼记·丧大记》：“君葬用循,四绰二碑,御格用羽获。大夫葬…     

禁体诗杂说

禁体诗基本上属于咏物诗的传统,是雪的诗学.欧阳修、苏轼的风流轶事与雪诗,是禁体诗的起源,同时规定了禁体诗的范畴.禁体诗的真义,不是禁止体物手法的运用,而是禁止沦为陈辞滥调的语汇和意象,是唯陈言之务去.     

吉林省扶余金代“得胜陀碑”立石原委初探

得胜陀碑，金称大金得胜陀颂碑，位于吉林省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关于这块碑的立石原委，一直认为是金世宗巡幸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的白城），途经太祖（阿骨打）誓师伐辽之地，有感于先祖创业之艰辛，命有司而建立的一块歌功颂德碑，借以表达他对先祖的感佩之情和敬重之意。对此，诸史家从未有过异议。然而从立碑的时间看，此碑立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七月二十八日），这时世宗在位已是25年了，     

京郊清代墓碑

墓碑的起源，始于秦代以前。早期为用以引棺木人墓穴的木柱，汉代以后改用石，称为石碑。碑上始书文字，用以记载逝者生平事迹功勋等，以垂久远。碑最初随棺木埋于地下穴内，后来逐渐竖于墓前墓后，称为神道碑。古碑碑首往往有穿孔，即为贯索引棺而下之遗象。碑刻总称为碑碣，方者为碑，圆者为碣。     

王直其人其事

安徽某地近发生日本人为我国明代人王直修墓立碑事,披露后舆论哗然。1月31日,两位高校青年教师怒砸“王直碑”。近年来,史学界在明史研究中,对嘉靖年间“倭寇”作乱等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亦引起一些档案工作者的关注。王直何许人也?日本人为何为明人王直立碑?本刊特地邀请砸碑事件当事人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副教授郭泉依据档案史料撰文,解说王直其人其事。     

三国

三国时期,各国钱制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曹魏立国之初,一度废除旧钱,改用帛交易。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恢复使用形同汉制的五铢钱,币值相对稳定。吴、蜀两国则因国力不济,实行变相的通货膨胀政策,接连铸行不少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的大额铜钱。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城市河流水质保护法令

虎丘山门口右侧壁内,嵌有苏州府“永禁虎丘染坊碑”一块,题《奉宪勒石永禁虎丘染坊碑记》。碑文34行,计1480多字,立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碑石已碎裂,碑面剥蚀,字迹漫漶,然仍可辨,概略如下:雍正年间,虎丘山塘开设染坊颇多,所排废水致“满河青红黑紫”,“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居民与染坊间亦不断“滋生事端”。且皇帝南巡,虎丘为驻跸之地,苏州府乃颁禁染坊令,“如敢故违,定行提究,凛之慎之”。碑中内容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第一部城市河流水质保护法令,亦为世界上较早之同类法令。比英国早96年,比美国早162年。苏州是我国著名的丝绸之府。明清时…     

唐代的“辞让立碑”——另一种德政宣传

在唐代,“德政类碑刻”是为官之人的普遍追求,被当作一生的荣耀写入墓志,这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方墓志可以明显看出。但“辞让立碑”亦非鲜见。从制度史角度看,唐代德政立碑奏请程序不只是规范和限制立碑的手段,因其具有制度性和稳定性,实则也是德政信息传递渠道,是“辞让立碑”现象的隐性支撑。从观念史角度看,唐代文化精英对于“立碑颂德”的态度发生过转变,贞元、元和年间尤为显著。文化精英意识到“德政类碑刻”具有虚假的一面,这是“辞让立碑”的显性推手。虽然某些“辞让立碑”也带有博取虚名的意图,但无碑往往胜于立碑。“辞让立碑”被视作高风亮节的义举,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更高级的德政宣传。有德政而不立碑的地方官,代表着清高的政治品格,享有更高的政绩评价。     

秦汉时期户口管理考略

古代历朝历代政权均重视户口管理,从秦汉时期户口的登记、分类、政策法令、调查等剖析,指出秦汉时期户口管理制度业已成形,逐渐建立自下而上的严密管理体系,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为秦汉之后户口管理制度革新提供了标尺作用。     

《食物本草》序

我国自古以来即有以日常食物用于养生保健并兼作医疗药物的优良传统。早在周朝时代中央政权中就已设立了专门的"食医"官制与相应的食医调摄措施。到了秦汉时期已出现了食医的专门著作,即《神农黄帝食禁》一书,共有七卷之多。汉代以后     

汉画像石所见＂绶＂考

绶为系官员印的带子,秦汉时期其颜色有绿、紫、青、黄、黑、（黄）赤等,印绶的颜色,是官员爵制尊卑的一种标识。笔者从汉画像石中所见的“绶”图出发,对秦汉时期绶形制,绶的佩戴与保管,绶的功能等结合传世文献进行了考证。     

汉画像石所见“绶”考

绶为系官员印的带子,秦汉时期其颜色有绿、紫、青、黄、黑、(黄)赤等,印绶的颜色,是官员爵制尊卑的一种标识。笔者从汉画像石中所见的"绶"图出发,对秦汉时期绶形制,绶的佩戴与保管,绶的功能等结合传世文献进行了考证。     

明代皇室丧葬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丧葬制度蕴涵丰盈,形式繁琐复杂。至明朝时,封建制度几近顶峰,皇家贵族对于丧葬更是视为重中之重,每逢帝王驾崩,国内禁止一切婚娶和娱乐活动,全体臣民都要为之服丧戴孝,举国哀悼,称为国丧。这些丧葬制度,从初终礼仪到治丧治葬之礼,以及葬后的祭典,无一不显示着赫赫国威。     

甘肃临泽五三汉晋墓群发掘简报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为配合临泽县自由路南延伸段工程,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临泽县文物局和博物馆,对路基开挖中暴露的沙河五三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63座,包括汉墓、魏晋墓,出土陶器等文物近600件。除2座土洞墓、4座石室墓(疑为少数民族墓葬),其余皆为砖室墓。砖室墓又有单室、双室和三室之分。这些墓葬基本均为汉晋时期的小型墓葬,随葬品大多为陶器,个别墓出土铜釜、铜镜、铜印章、铜弩机、铜马衔和铁罐、铁灯及琉璃饰品等。陶器主要有壶、罐、鼎、灶、案、灯、盘、仓、奁、樽、井、釜、甑、耳杯。基本组合为壶(锺)、罐、鼎、樽、案、灶、盘,罐、壶、鼎、灶、仓、灯、碟或加瓮、奁。时代主要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士庶阶层墓葬,为研究河西地区黑河流域汉晋墓葬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辽金时期“矫制”问题研究

辽金时期的矫制现象与秦汉时期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某些特色,是研究辽金时期专制统治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辽金时期矫制对后来各王朝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有影响。     

秦汉时期文献的发展与管理

秦汉时期历经400余年,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开创阶段。多数学者在研究中一般都把秦汉两朝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亦从之。本文从文献的起源和定义出发,着重就秦汉时期文献的发展与管理进行了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探析。     

元代固原《重修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庙三门记》疏证

《重修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庙三门记》是一篇反映元代固原地区民间重修关羽庙并立碑记述相关情况的记文。原碑出土近半个世纪,尽管已有学者对此文献进行学术研究,但都没有注意到该记文已被删改并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笔者拟对该记文的收录及流传情况进行考察,并对碑文进行尝试解读,同时对该碑的撰文人、书丹人、立碑人等进行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