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变迁及其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整体呈现“抗争——保守/激进——开放——融合”的变迁路径。从政策制定角度看,中共百年对外传播政策的变迁是多因素之间关联互动、动态交织的结果,其既是中共因应时代环境变化做出的“被动式”应对,又内嵌着中共意识形态变迁下对外传播工作指导思想的主动调整。从政策变迁逻辑看,中观上,中共对外传播政策的变迁受中共对外传播思想变迁的指引,受中共对外传播实践变迁的牵引或推动;宏观上,中共对外传播政策的变迁是作为政策主体的革命党、执政党在不同的革命环境、执政环境下作出的政策回应,是中共历史使命的阶段性演变在对外传播事业上的反映,是中共百年辉煌历程在对外传播工作领域的映射。     

健康传播实践中公众参与的现实样态——组织、社群及众包

健康传播的传统范式以健康知识从权威走向公众的自上而下模式为代表.旧有的传播理念和模式在效果上存在缺失,以传播地位上的平等沟通为宗旨的公众参与模式受到广泛推崇.在公众参与理论的指导下健康传播实践中公众参与的三种不同样态——组织、社群及众包的表现形式及传播特点,并对公众参与健康传播的原则提出了关于主体间性、传播平台和目的导向上的思考.     

算法、公众表达与政治传播的未来格局

遵循政治传播研究的批判性建构主义路径,从公众表达的角度审视算法对于政治传播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现实运作中,算法对公众表达具有三种操控模式：屏蔽、下沉公众表达;引导、规训公众表达;伪造公众表达。算法的这种力量是基于其作为技术和权力集合体的根本属性,算法作用于公众表达的运作机制背后是技术、资本与政治之间的交相互动。这一现实将对未来的政治传播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以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为要义的现代政治传播,来自公众一方的力量前景堪忧;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借技术之力,将成为政治传播场域中的强势主体;算法技术操控下“失真”的公众表达将使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受损。在中国语境下,政治对资本力量的制约将成为政治传播未来的基本面向。     

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政策变迁

民族文化传播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本文在对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政策变迁的梳理中,一方面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归纳与总结,认为我国民族文化传播政策的变迁有两个特点:典型时代特点、发展对外传播;另一方面提出个人对于民族文化传播政策的相关思考,在我国新媒体发展迅猛与媒介融合的关键转型期,给民族文化传播的后续保持与研究提出可参考的发展建议。     

当前政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策传播是沟通决策者与执行者的桥梁和纽带。当前,我国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传播渠道失之单一、政策信息严重过滤、信息反馈缺乏通道、目标群体欠缺分析、受众素质急需提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传播效果。为了确保政策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优化政策传播环境、改善政策传播条件、建设政策传播网络、建立良性互动机制、提高传播主体素质。     

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

随着数字技术、传播技术等技术水平的提升,新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促使新闻传播主体出现变迁,而此种变迁的出现对新闻界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介绍新媒体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与信息接受者关系的转变情况,继而探讨了新闻传播主体变迁带来的影响。     

媒介进化视域下政策传播研究的演进逻辑与未来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介信息环境的变化,也给政策传播提出了新需求、新挑战。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方法梳理了近20年来我国政策传播的热点议题及研究框架,总结了国内政策传播机制演变与媒介进化水平相关的阶段性特征,聚类归纳了价值观念、机制模式、策略议程和效果反馈等四个重点议题。为适应媒介的人性化趋势,进一步满足公众民主参与和政策信息需求,聚焦重点议题提出了未来政策传播的研究方向。     

健康传播视角下艾滋病报道的媒体框架建构——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健康传播是近年来传播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美国爱默森学院较早开设了健康传播课程,对健康传播也有较多的研究,因此给出了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健康传播是为个体、组织和公众提供健康信息,在重要的健康问题上影响和推动他们的一门艺术和技术,包括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健康政策、社区中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等.①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健康议题的传播,包括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等,都将对受众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以新闻媒介为传播主体的健康传播会对广泛的受众产生怎样的影响.     

网络舆情传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

随着社会不断转型及媒介生态的变迁,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也随之不断调适.文章基于对2003年至2013年214起舆情事件的研究,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论传播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结论显示网络舆情推进的公共政策的形式以政策修改为主,主要涉及反腐倡廉、食药安全、环境污染和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颁布主体以中央政府居多,议题主要来源于媒体、个人和事件本身,期限以长期政策为主,辐射范围以全国性政策居多,效力整体较高.另外,受害者、连环事件、谣言、意见领袖参与都与公共政策推进有紧密关系,集群行为与公共政策推进并不显著相关,但集群行为促进了政府政策回应的时效;舆论传播强度对公共政策推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网民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干预力量主要在于情绪表达强度,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干预力量主要来源于新闻关注热度.     

结构、互动与内容：政务微博传播政府惠农政策信息模式及效能分析

政务微博是政府发布官方信息、提供公共服务、收集民意的主要平台。惠农政策信息通过农业农村管理机构的官方微博向外传递,微博传递信息的具体模式对惠农政策信息传播效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信息结构、用户互动、传播内容三方面对微博平台的惠农政策信息传播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社会网络视角下,信息传播结构和信息互动形式以及信息传播内容分别形成了信息传播结构相似的惯性行为模式、信息用户积极互动的情感互动模式以及信息内容以官方信息为主的责任担当模式三种惠农政策信息传播模式,这三种模式对应生成了惠农政策信息传播的本体效能、节点效能和标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