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儒学发展与现代农村治理

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探讨的是伦理哲学;治国平天下探讨的是政治哲学。从宋代的吕氏乡约到朱熹的增损乡约以及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再到现代梁漱溟用儒家的"孝""仁""诚信"教化民众的乡村建设思想,都是儒学在乡村中的创新性发展和转化,这种具有乡土特质的乡村儒学,让儒家精神内化于民众之中,促进了农村公民道德的重建。同样在现代农村治理中,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侧重村干部的榜样性和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村干部要用儒家文化的为人为官和治国安邦理念来修身养性树官德,民众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用孝道伦理秩序营造纯朴民风。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社会分层治理的正义之维

社会分层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统一化治理的一种差异化治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必要,是由于各种社会差异的存在。社会分层治理是基于差异性正义的一种治理方式,它不是对统一化治理的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在某些方面应当针对社会差异而实施分层治理,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更加稳定和谐地发展。     

社会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

目前基层治理体制存在结构性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体制压力导致责权利失衡;国家与社会关系混沌造成治理失序;社会“领袖”的“游离”与“上升”催生精英异化;无序“自治”导致非理性参与.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类资源不断下沉到乡村,理解社会资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对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奎塘畈村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存量,乡村社会治理也有初步的成效,一系列措施使其在乡村治理的摸索中看似逐步走上正轨,实际上其治理成效与付出并不成正比,存在村民参与网络不健全、规范资本先天不足、乡村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优化,并指出合理引导下的存量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完善的前提所在。     

裂变与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最佳场域和重要载体,为维系乡村社会良性运转提供文化保障,为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凝聚力。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有衰退的迹象,公共文化空间也在发生蜕变,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些困境。地方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拓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乡村社会善治良序;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活动,重构乡村社会价值认同;增强村民参与主体责任,充实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其特有的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特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铺垫乡村治理制度平台、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降低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本等重要作用。分别从合情性建设-创新社会资本的载体投入、合理性建设-重视社会资本的塑造积累、合法性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法治轨道等方面积极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论乡土文学对现代乡村基层治理的价值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基层的现代治理也至关重要。在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土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一是乡土文学可守护乡村传统,挖掘乡村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二是乡土文学可呈现乡村风貌,丰富乡村基层治理的精神维度;三是乡土文学可丰富乡村文明,为基层治理呈现乡村文化。     

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精英的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进行了深刻调整,乡村治理的技术随之形成了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是以往乡村治理术的不断精致化,也可以称之为"新乡村治理术"的演进,而不是乡村治理模式与政治形态的本质变化.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生态政治"本文中提出的生态政治指的是国家整体的政治形势,即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社会设置与社会(潜)规则.的大环境中发生的,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国家的整体政治气候实际上决定着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家训与现代乡村治理

中国传统家训是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优秀的传统家训是整个社会崇善尚德、和合理念的助推器,它不仅起到正心修己的作用,而且能够整合乡村资源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使得复杂社会治理简约化。现代乡村治理需要传统家训中"立德"、"修身"的人生观,需要传统家训里"以和治家"、"勤俭持家"的家庭观,需要传统家训中"睦亲"、"礼法"的伦理观。     

乡村文化与现代化的乡村建设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文化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考验,中国的乡村建设也徘徊在十字路口。乡村文化与乡村建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整合创新来建设现代化乡村,既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与发展,又能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乡村建设之路。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现代社会治理与经济法之勃兴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市民社会的繁荣和权利、利益多元化。原有单一向度的国家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这要求我们导入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进行现代社会治理。经济法以其独特的品质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行现代社会治理也促进了经济法的繁荣和发展。     

传统家训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对现代乡村治理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家训的道德教化作用、净化家庭环境以及维护乡村秩序的效用。通过提高农民自身的道德素质,增强村民对家园的认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构建乡村伦理共同体,提高治理的绩效和层次,达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现代教育管理体制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互动与可能——以贵州普定、河南兰考和陕西西乡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教育管理体制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矛盾是我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中难以避免的实际问题。农户、家族、村委会、学校、教育局都按照各自的实用理性,各自守住自己的利益底线,未能形成一种合力,加之其他因素制约,农村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改变农村教育现状,首先要树立教育公平理念,强化政府责任,继续办好义务教育,力争普及高中教育,实行12年义务教育;其次要完善教育经费的立法,县级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监管,教育局做好服务工作;再次大力办好高职教育,构筑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融合的农村教育结构,把社会分层推迟,以利于农户子女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的提高;同时村委会要支持学校的工作,家族和农户自身都要尽力支持子女读书。通过多方协作,形成合力,以实现现代教育管理体制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良性互动。     

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应试”现象是普遍的 ,而非我国现阶段特有的现象。应试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社会资源 ,进而是教育资源竞争的问题。在看到社会分层客观存在的现实前提下 ,如何保证教育平等 ,如何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 ,乃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中国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意义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贫困治理经验,其中就包括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当前,中国乡村贫困治理"双轨双层"的社会动员结构已初步形成,展现出科层化社会动员占据主导、通过政策供给进行社会动员等鲜明特征,但也面临社会动员碎片化、科层化社会动员存在负效应、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失衡等困境.通过社会动员主体的整体性塑造、社会动员边界的适度性控制、社会动员结构的系统性嬗变,以提高贫困治理社会动员的效率,实现贫困治理与社会动员在获取现代性中的价值.     

大学文凭与中国社会的分层固化

大学文凭既是个人专业能力与基本素养的凭证,更是获得职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社会转型中不同阶层家庭的教育投资回报差异加大,大学的入学和就业出现阶层排斥,社会中下层群体的教育期望值明显下降,不断扩大的教育放弃现象反映了社会的不公状态.大学文凭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合法性依据,逐渐成为社会职业隔离的手段,阻碍了有序的社会流动.因此,政府需要以公正作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原则,加大就业制度的宽容性,促进有效的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