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民与戏剧:再论阿吉拉姆的研究

阿吉拉姆至今历经600多年的历史,扎根在乡民的生活世界中,作为一种行为和精神的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术语、概念、表演程式,。然而,从学术话语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阿吉拉姆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外在于它的话语体系,或置于西方艺术的分类模式中,或置于内地戏曲的分析框架内,或作为现代戏剧的对立面,或看作人类戏剧的"过去时"。无论如何,研究界对阿吉拉姆本身的语境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应用另一套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自身的术语、概念、表述方式渐渐被丢弃,造成很多相关问题至今都说不清楚。本文通过反思国内以往阿吉拉姆研究话语体系的形成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传播中的话语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人类用语词来建构概念框架,并以此来塑造对世界的认知。"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在传播中不断拓展的话语实践使得这一名称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形成认知共同框架,这也正是在全球化生产—传播的语境中诸多国家竞相运用该符号的深层原因。中国围绕"丝绸之路"倡议的"一带一路"共同体建设也是基于共同认知框架而来的话语实践。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挥共享概念集群的作用,并寻求在国际传播中将非共享概念提升为高共享度概念的方法,在这方面皮尔斯的符号传播思想提供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启示。     

意指概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意指概念(ideographs)是被特定话语专门"拣选"的符号术语。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意指概念是社会"争议"与"问题"构造的符号载体。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本质上体现为对生态场域中一系列意指概念的发明、构造与意义争夺行为,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符号再造"与"框架争夺"两种修辞实践实现的。意指概念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性场域",可以借助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来完整地把握意指概念的意义行为。在视觉文化时代,意指概念越来越呈现出图像化的表征趋势,而图像表征的关键是对意指概念所对应的一系列视觉"意象"的激活、征用与再现。     

协商、整合与离散:阐释社群与媒体记忆实践——基于中国新闻界“三鹿事件”报道文章(2008-2019)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新闻界关于"三鹿事件"(2008-2019)的报道文章为经验材料,通过泽利泽"阐释社群"概念考察中国新闻界的媒体记忆实践。研究发现,国内新闻界围绕"三鹿事件"所展开的两种媒体记忆实践路径均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首先,"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主要围绕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的媒介失语和职业荣耀展开,看似相悖的同行评议使得新闻权威的消解与建构共存于这场讨论中,在此事件中,国内新闻界就新闻权威来源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不同于专业主义规范的另类表述。其次,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有关该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被持续建构,它成为中国媒体在不同语境中援引"三鹿事件"时的重要范例,借此中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叙事权威得以确立。但与此同时,媒体对"三鹿事件"边缘记忆的开掘以及去语境化处理,使得"三鹿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在行业内遭遇不同程度的离散与弱化。     

我国新闻话语体系的历史流变

话语既反映和描述社会,也会"构成"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对此可以套用一句话来解释: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何谓"话语"在对我国新闻话语体系的流变进行历史考察前,需要解释相关概念。"话语"是被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词汇,但它的含义并非不言自明。     

影像话语流变与认知“微电影”的新视角

“影像话语”,指构建影像的思维方式和组接方式所共同形成的话语表达,它直接决定了影像的类型和风格,会成为一个时代影像生产和影像审美的风向标.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贬抑或推崇某种影像话语的审美习惯和情感态度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 这种影像话语的流变意味,近年来在影像宣传推介或曰“影像说服”领域表现得尤为抢眼,这就是“微电影”现象的火爆态势.一方面,在社会实践领域,由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微电影”粉墨登场,各种创作实践主体纷繁复杂,各种性质的评比赛事层出不穷,呈现出一种热闹而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领域,关于“微电影”概念的认知和“微电影”现象的研究,也争论不断、众说纷纭.有人质疑这个名词的科学性,认为它是一个“不靠谱的概念”;①有人认为微电影“生于恶搞”,后又受制于广告商,单一的盈利模式导致微电影必将“死于广告”.②     

历史中的“后真相”借鉴——从媒体反思走向受众反思

作为新生概念的"后真相",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与其内涵相似的概念,即一二战期间的西方的宣传概念。两者都强调先入为主的非理性认知习惯,强调情感和感觉处于意见形成过程中的首位。战时西方的宣传概念在战后丧失了话语合法性,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后真相"是否也会如此?本研究认为两个概念所处的时代不同,造成了两者传播主体的差异,战时宣传主体是媒体,能够经过反思最终回归了新闻客观性,而现阶段的传播主体极大的多元化,难以形成一致的认知,后真相的克服最终更可能需要的是全体民众对于非理性话语的反思。     

期刊要览

《论档案学话语的概念、构成与特征》作者:陆阳刘慧婷建设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话语体系是当前档案学界努力的重要方向,唯有厘清档案学话语的核心概念,方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出档案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文章首先对档案学话语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分析;继而指出了档案学话语构成的三个面向,即档案话语文本、档案话语实践及档案社会实践;最后,从三个方面对档案学话语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包括科学性与普适性、规范性与实践性、共时性与历时性。     

迷信作为“知识”:江绍原的迷信研究与学科话语的跨文化实践

中国近现代以来与科学建构密切相联的是关于破除"迷信"的表述及实践。自晚清以来"迷信"一词在中国经历了概念的译介、思想的论争之后,1920年代开始有知识分子对迷信问题进行学科化的探讨和专业研究。他们试图以一种"知识"的方式介入中国现代反迷信的文化政治,其中尤以江绍原的迷信研究为代表。江绍原通过改写和挪用20世纪前后英美比较宗教学学科话语,确立了对迷信的认知和定义,并且以其学科知识重新结构和发明了中国所谓的迷信"传统"。他的迷信研究不仅关乎到科学思想史、学科史和知识史的建构与勾连,而且其中所涉及到的中西跨文化的话语实践,对于重新反思中国现代的科学启蒙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微博图片话语真相何存--论微博的“有图有真相”

“话语”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话语实践与各种权力关系相互交织。在这个宣称“有图有真相”的时代,为了避免落入“有图无真相”的骗局,我们更需谨慎思考：“有图有真相”是否属实？所谓的“真相”又是谁的真相？     

“公意”与“舆论”之间:五四时期李普曼《舆论》的知识传播和话语实践

基于新发现的袁昌英《公意之源》,并与陶孟和的书评比较,考察李普曼《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问题。《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public opinion"从哲学论述转向现代性的知识和概念,但其核心概念仍融合了"公共意志"与"公众意见"两方面涵义,作为现代性话语尚具有两歧性。这个特征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舆论"与"公意"的两条阐释路径。陶孟和用书评形式引介《舆论》,关注其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创新意义;袁昌英则以近似于政论文的形式,评述李普曼的新舆论观、大众媒介观和政治传播观,实已触及现代传播学的范畴。陶、袁都被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修正观点所吸引,对于著名的"李普曼-杜威之辩",也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不同的评论视角。从话语实践上看,《舆论》参与了一战以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省思潮。     

话语的建构与意义的争夺——宜黄拆迁事件话语分析

本文以福柯"将话语和语言置于社会实践和过程的中心位置"的观念为指导,采用费尔克拉夫"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路径,分析宜黄拆迁事件中的三方话语——《南方都市报》的媒介话语、宜黄官方话语以及新浪微博直播"机场围堵战"和"女厕攻防战"的民间话语。本文认为,"话语描述"(discourse representation)和"预先假设"(presuppositions)是话语建构的主要方式且具意识形态效能,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不仅话语与话语互动,而且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互动,话语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建构社会现实。     

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

概念不仅使事物产生意义,也打开和创造感知空间,重构世界。谣言概念的滥用及其与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等概念的混用,加剧了危机时期公共话语的混乱和撕裂。本文试图廓清不同文化语境中谣言等概念的内涵及概念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文语境中的"谣言"概念具有独特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抵御了现代西方传播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反潮流"的概念。和全球普遍使用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等概念细分化对象不同,谣言概念的模糊性将许多网民日常行为道德化甚至入罪。谣言对制造者和传播者主观恶意的强调与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概念有较大重叠,可保留其在特殊历史沉淀下的负面意涵;同时以中性的"传言"对应英文的"rumor",从而将公共话语中未经官方证实却不具恶意的部分纳入后者,重新建构言说对象。将中国的概念与全球相关概念连接,谨慎使用"谣言"概念并以去道德、去政治的"传言"代之,有利于公众正常表达的非罪化。     

责任编辑:图书质量的守望者

正在图书责任编辑的诸多素质中,责任意识十分关键。没有良好的责任意识,纵使拥有再多其他的高素质,对出版工作来说也是不足的。关于"编辑"概念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业界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编辑"的概念,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出版领域,"编辑"二字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会有不同的内涵——既可以是职业名称也可以是职务名称。作为"职业名     

平民化叙事与“中国梦”的大众传播

"中国梦"概念在民族国家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领域两个话语系统中,分别具有宏大叙事和平民化叙事的不同特性。在大众传播领域,平民化叙事既是沟通两个话语系统意义的中介,也是提高"中国梦"传播的策略和手段。传播载体的符号化、传播语言的通俗化、传播叙事的故事化是"中国梦"平民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逻辑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增强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一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意识与现实关系的基本原理揭示出话语是一种表现为观念和范畴的意识,是人们物质生产水平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反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根据深植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其建设的原则和路径也应从中国实践出发,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为核心,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受众话语权力三重悖论之辨析

一、何为受众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是个包含内容庞杂的术语.就"权力"而言,从其本质、表现、属性、存在形态等角度解释有能量(能力)说、资源说、关系说、结构说、"眼睛说"、媒介说、软硬说几种观点.但无论对权力作何种界定,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策略赖以实施并被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才是权力研究的重点,这个手段,主要便是"话语"的运作.关于话语有两种看法:一是把话语视作语言中具有灵活性的那一部分,一是将话语视作"语言的运用",即话语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对话.将话语视为实践活动契合了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福柯认为话语是在书写、阅读和交流中展开,其生产按一定程序,在一定控制下进行选择、组织和传播.话语暗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话语和权力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活动因素.因此,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真正的权力通过话语来执行,通过话语实现的权力才是切实的、有效的,话语之场就是权力运作之场.     

浅析《新闻调查》的符号学原理及叙事系统——以“网瘾之戒”为例

本文按照语言符号以及非语言符号这两大分类对“网瘾之戒”中的镜头进行实例分析,研究人物话语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以及人物表情代表的非语言符号所传递的意义,并且通过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探讨电视新闻文本是如何将其要表达的意思传递出来与大众沟通的. 本文实例分析“网瘾之戒”中“被访者镜头+空镜”“被访者镜头+记者镜头”“被访者镜头+被访者镜头”这三种镜头组合方式的运用,从镜头内部以及镜头之间的联系剖析其产生的效果和传递的符号意义,从而发现不同组合方式在传递符号意义时的不同侧重点.     

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

关于话语研究脉络的理论综述,有诸多成果。已有研究整理了话语研究领域的诸多流派与方法,重点落在话语理论的发展之"流",但"重流轻源"的思路导致同一流派的重要内在差异被忽略。本文尝试搁置繁杂多元的流派划分,立足于话语理论之"源",返回"语言"的哲学理论源头,从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两大进路出发,以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应用的两大批判性话语方法,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为对象,辨明批判性话语研究(CDA)一直被忽略的内在分野,并指出不同的理论视野对于传播学话语研究的意义。     

中国环境治理的本土实践及话语体系创新——基于“河长制”的话语实践考察

“河长制”是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一种环境治理话语和实践,它植根于“大禹治水”的文化想象,延循了我国古代“以官治水”的流域治理传统,但在治理理念上与之相异。从政策扩散角度来看,河长制经历了创制阶段、局部扩散阶段和全面扩散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扩散模式与特征。在河长制的推进体系中,媒介发挥着积极的社会治理功能,目前已呈现出媒介化治理的转向。作为一种极具本土特色的环境治理话语,河长制的话语体系可以从概念生产、框架再造、意义接合三个修辞认识维度加以分析和把握。尽管河长制是针对流域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实践,但是其在中国的兴起、扩散及话语建构方式,为其他环境问题治理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话语路径,同时也为全球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注入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在地经验和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