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明清山陕商人与儒家文化

山陕商人是我国明清时期最大的商人势力，他们由粮商、布商发展到盐商、茶商、票商，进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除了地理上的优势、艰苦奋斗精神外，就是把儒家忠义、诚信的理念和经营之道结合在一起。儒家文化的亲和力，使他们赢得了顾客，开拓了广阔的市场；但儒家文化的保守性，也使他们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中迅速衰落。     

京杭大运河文化生命的延续

京杭大运河在广开海运之前是我国古代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命脉。开凿运河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沟通交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运河一直是一条南粮北运、商旅交通、水利灌溉的生命线。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是华夏先民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本文通过对大运河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对运河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利用进行了研讨。     

京杭大运河与临清城市的人文转变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临清迅速成为各地商贸滋聚之地。在规模、人口和经济繁荣程度上,临清都是全国性的一流大城市。鳌头矾是临清的一个特殊生长点,是临清最具代表性的地点,同时也是临清人文景观的亮点。它集中展示了临清城市的生命历程,也展示了这个城市的精神本质和作为大都会的文化生命意义。运河强烈地改变着临清人的价值观念、生产价值模式、消费观念,以及日常生活及其审美观念。运河提升了临清的精神结构,使临清深受江南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的浸染,绝不类于一般北方城市。     

京杭大运河与济宁的兴衰

大运河未贯通之前,山东省内的交通网络并不发达。特别是山东西部大多数地区均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鲜有商品流通和交换,具有很强的"民本商末"传统,发展较为落后。但山东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运河在此绵延近千里。会通河的浚通,给山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一些新兴的运河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号称"运河之都"的济宁在大运河贯通之后,由于处于水路要冲之地,商贾云集,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和商业,均出现了繁盛的局面,但是,随着清末运河的废止,作为"运河之都"的济宁也逐渐衰落。     

明清山陕商人的契约化经营模式探析

在明清时期市场经济发育极不完善,官府对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无《商法》可保护商人正当利益条件下,山陕商人为了争取利润最大化,厘定各项制度,并以契约的形式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表现了很高的经营智慧和经营艺术,成为山陕商人五百年经营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总结这些经验,对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健康发展可提供操作性的历史借鉴。     

京杭大运河中心城市的形成与辐射

北方运河废弃以后,京杭大运河沿岸成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在漕运的刺激下,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的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一些中心城市不但承担了国家税收的重任,而且成为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京杭大运河中心城市形成以后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京杭大运河中心城市的辐射下,一些小镇也发展起来。     

京杭大运河淮安段的历史与现状

运河淮安段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运河申遗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评估相关的文化遗存。历史上的淮阴即今天的淮安与运河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境内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相关的文化遗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保护,以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偏差。     

京杭大运河与镇江城市文明的兴起和发展

古代的城邑往往首先出现在交通要道上,或港口、河口、山口或军事要冲。镇江是长江的重要港口,属东南锁钥之地,且城中有山,山中有城,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贯通更为它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交通的便捷使处于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镇江迅速发展成为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可以说,古运河承载了镇江从古到今的财富与文明,记载了镇江的历史变迁,孕育了镇江的城市文化。     

京杭大运河扬州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扬州运河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具有时间早、品种全、品质高、作用大等特点。经过多年的立法、宣传和保护,特别是在运河申遗的推动下,扬州运河保护取得了许多成效;但在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驱动下,文化遗产的现状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甚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本文在对扬州运河文化遗产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对其保护与利用提出几点参考建议。     

特别策划——京杭大运河申遗支撑研究：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

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运河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论明清时期大运河上涌动的思想浪潮

大运河孕育了明清新思想,明清思想浪潮是围绕在运河两岸展开的。大运河的畅通促进了运河两岸社会观念的变迁,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人们的思想在明中期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萌发出了新思想的萌芽。明清时期的运河两岸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思想最活跃和最有朝气的地区,也是思想变化最敏感的地带。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或出生和成长在运河两岸,或在运河两岸地区求学、游历、任职。其思想产生、成长于运河,传播于运河。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军事之河,更是一条涌动的思想之河。     

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

两宋立国均仰赖运河。北宋定都无险可守之汴京，实迁就于运河漕运之便利，依靠运河维持“强干弱枝”立国之势。运河、尤其是汴河，漕运东南粮米、钱帛，不仅供养京师上百万官兵士庶，而且兼顾边防和灾区所需。河漕运之阻滞，是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南宋将行都定于临安，运河也是重要条件。江南运河对各地财赋之转输、政令布达之通畅，以及沿岸地区之繁荣，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浙东运河又成为对外贸易获取商税的重要通道。另外，盐税在两宋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而运河又在食盐运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运河名物考察

古老的南北大运河历经千年的沧桑巨变,原有的互联水口及其周边的城镇景观等,亦随之显隐、变更或消逝,这些先后成为人们记忆的名物,正是大运河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本文通过对末口、淮泗口、角城等个案的历史考察,彰显了运河文化考古亟待开发的内容。     

论《静静的大运河》的叙事张力

陶长坤教授的长篇新著《静静的大运河》凸显了作者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深刻的现实关怀。在对社会历史的全方位书写中体现了一个有着深重历史意识的作者对过去历史的审视和对社会现状的密切关注,笃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揭示社会诸种病症彰显了作者诚挚的现实精神。当然,之所以如此见微知著的探照出社会百态也得益于作者精湛的叙事艺术。作品结构上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建构了共时与历时交融共生现实与梦境交叉延伸的叙述样态,同时也呈示出一个学者型作家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创作手法的娴熟运用。     

京杭运河旅游产品体系初探——以京杭运河山东段为例

京杭运河的流淌曾给山东带来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如今随着运河申遗的提出,运河的旅游功能日渐重视．文章对京杭运河山东段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并依据资源特点提出了旅游产品体系的初步构建．     

人文嘉兴：大运河边的江南文化剪影

大运河的开凿,改变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和人文面貌。对于嘉兴这样的江南城市而言,运河更成为其文化上的重要分水岭。人文荟萃的嘉兴由于运河而逐渐成为江南文化的中心地区。这充分表明：大运河不仅沟通了南北经济,而且使得不同文化得以交汇融合,促进了江南城市的蜕变;不仅使北方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使江南文化的影响扩散开来。对于运河边的嘉兴而言,则是改变了其原先以渔稻文明为主体的城市文化结构,使其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运河之城”。     

借鉴苏南经验建设南通大运河文化带的路径

阐述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功能与价值,分析了南通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针对南通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面临的问题,借鉴苏南经验,提出南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路径:开发大运河景观长廊,建设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挖掘大运河历史故事,发展大运河文化旅游;坚定文化自信,打响大运河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