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17年国际科技政策研究热点与前沿——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以国际科技政策研究权威期刊Research Policy(《科研政策》)2007-2017年发表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Vosviewer和Citespace II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分别制作了作者合作网络、国家合作网络、文献共被引和关键词共现网络等知识图谱。研究表明：(1)欧美发达国家引领了国际科技政策研究前沿,但国家的发文数量和影响力之间无明显线性比例关系,已有的作者合作网络中,跨国合作态势明显;(2)国际科技政策研究基础主要集中在社会技术创新范式、创新研究、企业开放式创新等六大领域;(3)创新政策是国际科技政策的主旋律,企业开放式创新、研发政策、创新绩效、知识管理、新兴产业政策等政策是国际科技政策的热点领域,同时我国更加关注研发政策;(4)科技政策演进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国家创新系统为主导到技术创新与转移(技术转移、校企合作、企业创新)为主导,从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为主导到研发补贴、需求侧供给侧研究、高校知识价值创造等多元化发展。     

不对称国际研发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机制

后发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的不对称研发联盟应该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机制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处于劣势地位,后发企业应该通过知识复制进行"邯郸学步"还是通过知识适应进行"择善而从"?本文从嵌入于不对称国际研发活动所蕴含知识的因果模糊性与情境依赖性两个视角出发,提出在不对称国际研发联盟中,处于劣势的后发企业的知识适应比知识复制更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感知制度动荡性负向调节知识复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知识适应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结论对于国际研发联盟文献以及后发企业管理者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是本地还是国际的高校科研合作对企业创新有溢出作用?

传统理论认为,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利于后发国家吸收前沿知识,实现追赶。但另一方面,本土的高校科研合作,由于具有与本土产业的知识接近性和地理接近性,有助于本地的产业创新。本地的和国际的高校科研合作何者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为回答这一问题,对我国1999—2010年25个省和直辖市的3种高校科研合作——省内、省间和国际科研合作比较分析,研究不同合作类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内/间的科研合作对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在国际科研合作中并未得证。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国际前沿的高校合作溢出需要企业更高的吸收能力;二是本地的科研合作对企业而言具有更好的知识接近性。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增强了企业吸收高校省域内/间合作产生的知识溢出,但对国际合作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追赶路径 ——基于领先企业的经验对比研究

从半导体产业特征入手,结合英特尔和三星电子的成功经验,即长期研发投入和基础研究;大量核心基础专利积累;开放的全球合作网络以及平台生态优势,探讨中国半导体技术创新之路。中国半导体产业后发企业居多,国际龙头企业建立的平台优势很难打破,但仍存在追赶机会,需要:(1)持续加强研发投入,积累基础研究成果;(2)捕捉技术突破机会,布局可进入细分领域专利;(3)构建产业生态支撑体系,打造半导体企业生态圈。     

科技与创新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针对这一核心研究问题进展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后发企业追赶研究的3个范式转移：研究情境的转移——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到转型经济国家;研究内容的转移——从模仿学习到协同创新;研究聚焦的转移——从研发相关创新到非研发相关创新.其次,基于近5年的研究成果,搭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追赶路径的总体框架.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可以从解构转型经济独特环境、识别独特创新行为和探索创新追赶路径3个方面做出贡献.     

国际研发联盟中依赖关系、技术知识获取与产品创新

由于后发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和市场能力差距较大,双方组建的国际研发联盟通常具有不对称的特征。那么,在不对称国际研发联盟中后发企业应该如何获取知识以促进产品创新?本研究围绕"新兴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如何通过不对称国际研发联盟获益"这一核心问题,提出了后发企业在不对称联盟中"依赖关系——技术知识获取——产品创新"之间的作用模型,并且通过245份大样本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不对称国际研发联盟中,后发企业的依赖优势对其成熟技术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依赖劣势对其新兴技术知识获取有负向影响,而后发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合型依赖对后发企业的成熟和新兴技术知识获取均有正向影响。同时,后发企业的成熟技术知识获取对其可负担价值创新有正向影响,新兴技术知识获取对其激进式产品创新有正向影响。本文结果对资源依赖理论和国际研发联盟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并对中国后发企业在不对称国际研发联盟中学习的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合作经验与启示——基于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分析

目前有关高科技产业的研究，从“技术演进”的视角切入的较多，从“组织发展”尤其是“国际合作”视角出发的更少。鉴于此，本文从企业国际合作的视角出发，选取高科技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航空发动机产业，挖掘、梳理并详析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在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市场现状、国际合作方式、合作经验及教训、技术学习、军事安全、风险规避等。分析研究认为：航空发动机市场“寡头俱乐部”特征显著；对于研发周期长、研发风险高、科技含量高、军民融合的高科技产业来说，与世界“巨头”企业的合作，有利于促进技术学习和行业地位提升；为避免掉入“合作陷阱”，需根据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选择最佳合作方式。     

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发达国家和地区将科技创新作为重塑产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手段,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出发达国家积极推进高端制造业回流,并通过主导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实施技术封锁等手段制约后发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等新特点.在深入分析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新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以领跑战略和转移策略为核心指引,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平台载体为支撑的闭环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并从加强支撑新兴产业源头创新的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采取新型举国体制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做好产业承接与转出推进整体产业层次提升、完善引才服务机制精准引进产业亟需紧缺人才、提高应对科技创新领域国际纠纷能力等方面,提出广东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专利视阈下的中国国际技术合作研究

专利文献包含了技术研发和扩散活动中有关时间、国家、产业和技术领域分布等极具价值的信息,为研究技术研发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本文从专利分析角度,通过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展示专利权人合作网络和技术创新脉络,分析展示中国与国际上主要国家开展国际技术合作的情况,评价我国国际技术合作态势,为企业国际技术合作布局提供参考。     

跨国技术探寻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

以中国电信制造企业为样本,基于专利数据,探知了跨国技术探寻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按照相对于母国的技术接近性,将后发企业技术探寻的东道国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两类,实证研究发现:在知识转移水平方面,同质东道国、异质东道国分别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成正向和U型关系;关于地理多样性,异质东道国正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而同质东道国没有显著作用效果。此外,在海外技术知识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企业科学关联度并未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知识的转移水平与地理来源维度,深化了外国技术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对后发企业国际化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专利视阈下的中国国际技术合作研究

专利文献包含了技术研发和扩散活动中有关时间、国家、产业和技术领域分布等极具价值的信息,为研究技术研发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本文拟从专利分析角度,通过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展示专利权人合作网络和技术创新脉络,分析展示中国与国际上主要国家开展国际技术合作的情况,评价我国国际技术合作态势,为企业国际技术合作布局提供参考。     

产学研合作与后发国家创新主体能力演变——以中国高铁产业为例

本文以中国高铁领域的产学研合作为研究案例,试图探究学研机构与企业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双方创新能力的演变过程,以揭示后发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演进机理。本文发现学研机构与企业在巴斯德象限（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领域加强产学研合作可以实现双方共赢。其中,产学研合作推动了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演变（技术消化吸收→技术改进优化→技术原始创新）,同时也推动了学研机构学术能力的不断发展（前沿技术科学原理的追踪研究→突破性研究→引领性研究）。本文研究对后发国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尤其高端装备制造业不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     

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后发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创新战略的差异而存在不完全一样的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模式。通过对东亚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特点的比较,分析其在研发投入和公共研发支出、产业专业化、专利储备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异和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后发国家如何依靠提高创新能力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进程,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政策建议。     

江苏“一带一路”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模式的研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竞争力评级,着重对江苏省与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研发合作与学术研究合作两个方面进行项目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思考了近年来江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实践做法,为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于专利分析的浙江民用航空制造产业发展研究

航空制造产业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典型代表,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对经济和技术的带动效应、引领效应十分突出,被广泛地视为经济增长与创新的推动力。本文着眼于民用航空制造产业,利用专利分析和文献检索工具,从政策环境、发展态势、技术领域、研发主体等方面分析浙江民用航空制造产业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测度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水平和探析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产业可持续发展、更好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引领作用,意义重大。研究联合体通过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带动区域产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为研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视角。选取2014-2019年我国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研究联合体的视角构建涵括产业结构水平、创新驱动水平、数智赋能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四个维度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评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寻找其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平均水平为0.470,处于中等水平;水平最高的深圳与最低的乌昌石之间的差为0.545,差距较大;东部示范区整体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南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平均水平为0.519远高于北方的0.3932,南北方差距明显。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表明：示范区研发创新能力与产业转型升级呈正相关,研发创新通过知识发现和技术创造带动示范区产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人才支撑能力与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呈正相关,示范区通过提升人才存量进而引发“知识外溢”效应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创新服务能力与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呈正相关,示范区通过搭建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提供完善的保障服务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牵引能力对产业转型升级呈正相关,示范区通过吸引资源要素聚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开放合作能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整体而言开放合作跟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不大。鉴于此,示范区应搭建完善的研发创新环境、打造致力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研发平台、构建研发人才体系、探索差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后发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创新战略的差异而存在不完全一样的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模式.通过对东亚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特点的比较,分析其在研发投入和公共研发支出、产业专业化、专利储备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异和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后发国家如何依靠提高创新能力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进程,时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政策建议.     

复杂产品后发技术追赶的主供模式案例研究

C919干线客机一飞冲天标志中国在复杂产品创新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旨在复盘C919研制及技术追赶过程。研究发现：（1）中国从航空产业链最顶端——总体设计开始技术追赶。（2）后发国家实现复杂产品技术追赶的独特模式——主制造商与组件供应商构成的“主供模式”内涵与成长型主供关系特征。（3）国家意志与企业抱负的有机统一是后发国家技术追赶模式成功的重要条件,且以技术追赶与共同成长为导向的成长型“主供模式”不同于以全球价值链低成本采购为导向的成本型“主供模式”,前者强调突破关键技术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既填补了后发国家如何实现复杂产品——干线客机技术追赶的空白,也为后发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重要管理启示与借鉴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

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企业国际化及后发企业追赶领域的前沿问题。本文以跨国公司理论和后发企业追赶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和制度质量影响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机制进行研究。本文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研发强度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制度质量越高,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且对研发强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后发复杂产品系统核心技术突破机制——基于中国中车的纵向案例研究(1986—2019年)

本文基于中车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从企业微观层次系统探讨后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突破的机制。研究发现:(1)后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突破的机制包括国家需求基础上的动力牵引机制、坚持"以我为主"的合作创新机制、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长期主义的知识治理机制;(2)国家需求基础上的动力牵引机制提供创新动力,国家需求为复杂产品提供市场,政府政策提供政策保障,两者共同为后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资源投入提供可能性;(3)坚持"以我为主"的合作创新机制提供创新资源,坚持自主品牌的战略定力和构建关系型交易的合作模式使后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在保证自主品牌的基础上获得外部创新资源,积累自身研发能力;(4)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人才培养机制提供创新型人才,包括坚持集中统一、价值创造为本的人才激励机制;(5)长期主义的知识治理机制提供后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的知识基础,确立为人民服务的隐形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