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巴西和印度城市化研究举要

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不仅盛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也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纳,成为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但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城市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恶化,对底层群众的束缚和压迫也随之进一步加强。     

引导国际新思潮为“一带一路”再全球化服务

<正>当前,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平民主义(有人将其贬译为"民粹主义")三大思潮席卷西方国家,这给中国带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整个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当前,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标志着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挫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英国脱欧、美国政治和社会严重分裂,当下正是中国主导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时     

疫情之后：全球化重构与国际传播新可能

正讨论人: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尹海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副院长赵瑞琦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刘朋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刘俊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现代传播》编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了"逆全球化"浪潮。始于新大陆的开辟,因应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逻辑展开的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态势与病毒似乎相     

全球知识城市理论、城市转型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研究(上)

"知识城市"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管理运动、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经济、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转型、复兴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反思,其宗旨是要通过充分利用城市自身优势资源,实施以"知识为基础发展"战略,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提升城市参与全球循环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了该理论诞生的背景、构成要素、特点及其在西方国家践行模式,基于上海、深圳几个城市分析了知识城市理论在中国研究、传播与实践现状,指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城市灾害风险与综合安全建设

在城市化这一历史自然过程中,大城市率先发展是必然规律,但由于城市"灾变"及"城市病"的迭生,要求城市化发展必然是理性的,必然要从更大密集度及更快速度的"怪圈"中调整出来。选取城市防灾减灾及应急建设的论题,旨在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安全发展寻找新路径,整个思路基本上遵循了联合国减灾战略秘书处及发达国家的做法。     

社区新媒体研究

在网络社会、新移民社会、城市"生人"社会形成过程中,中国城市的人际交往方式、社会交往方式、资讯传播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畅通的新型社区资讯传播系统、资讯传递平台有其必要性。本文依据社会网理论,根据作者的网络传播、微传播研究成果,管理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实践经验,创办城市社区家园网的具体案例,提出建设社区新媒体的见解,并将其阐释为城市社区的传播新载体、市民新空间、动员新手段。     

中国“边缘城市”的崛起——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边缘城市是美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出现的,以郊区产生新兴增长点,从而形成多中心城市结构的新现象。一些学者应用"边缘城市"的概念,解释了中国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但对于中国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扩张的历史背景和动力机制关注较少。通过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与转型的实证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在中国边缘城市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其潜在的问题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认为,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中国边缘城市不仅超越了传统意义上郊区的内涵,而且与西方城市相比,政府推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1+X”模式探索——基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山西省17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提出"1+X"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对于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协调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语文化的软环境建设与淮安城市形象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能发展的社会资源。本文从苏北外资经济发展状况入手,探讨了外语语言环境与城市形象、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指出"外语环境"也是"投资环境"。基于此,淮安在"十三五"经济发展中应加大外语环境建设力度,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城市内涵建设。     

找回失落的城市——对城市社区中间社会阶层的观察与思考

有关"中间社会阶层"的论述是社会分层诸理论中的一个焦点。从城市社区的视角来审视中间阶层,也是学界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社区邻里提供了很强的凝聚力,他们是城市复兴的希望。不过,中西方社会的中间阶层都在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迹象,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走向也越发引人关注。结合我国的现实对当今中间阶层的角色与作用进行思考,认为该阶层致力于营造的充满活力的社区人际网络,是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     

浅析密尔的自由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转折期,不得不提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就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的自由思想既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最为精彩的部分,又开启了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他在划分了个人与社会二者界限的基础上,巧妙地将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从社会自由的新视角重新构建了自由的基本原则。本文将对密尔自由思想产生的背景、内容进行研究,从而阐明其自由思想在当代的借鉴意义。     

国际友好城市文化交流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正>从"二战"结束至今,国际友好城市网络在不断地发展、扩大。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的城市之间,还延伸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间。于1956年在美国建立的友好城市国际(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目前网络已经遍布了全球的145个国家。(1)在欧洲,友好城市网络得到了欧盟的大力支持。截至2010年,仅欧洲内部就建立了四万多对友好城市关系,其中法国、德国和     

2008年对外报道线索（四）

"时代中国"中国文化节在英国举行由英国各个城市的市政府,包括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等城市主办的"时代中国"中国文化节于2008年2月到8月在英国各个城市举行。这届文化节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化节。活动将持续6个月,直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结束。     

探析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简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共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古典自由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期的重农主义和斯密作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导致了这个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带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即针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及其残余影响而提出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带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的。     

探析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简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共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古典自由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期的重农主义和斯密作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导致了这个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带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即针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及其残余影响而提出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带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的。     

城市融合中农民工住房消费能力代际差异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老、新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中住房消费能力差异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微观层面上,"流入地"家庭年收入增加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能力提高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婚姻以及公平感知度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能力提升存在显著代际差异;系统层面上,社会保障制度对新、老农民工住房消费能力提升都没有显著影响,而住房保障制度与就业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能力提升有显著推动作用,对老一代农民工住房消费能力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探析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简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共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古典自由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 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期的重农主义和斯密作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导致了这个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带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即针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及其残余影响而提出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带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的.     

战后初期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的源流论析——以《自由中国》杂志为中心

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是其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在对抗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整整十年中,以《自由中国》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保障个人权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自由经济、建立立宪政府等带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也对日后台湾社会兴起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心城市的商会经济功能及发展趋势——以南京为例

商会经济是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现象,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点。本文以南京为例,回顾了南京商会的发展历程,深入思考了培育商会经济所需的城市"土壤",并展望了商会经济对南京经济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助推作用,进而打造出商会经济发展的"南京模式"。     

美国底特律市的“政府失灵”现象探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历届底特律市政府实行了积极的改革措施,以图化解种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增加就业、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然而,改革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究其原因,市政府在改革中未能妥善处理"洼地效应"、保障"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规制基层政府的行为、消除种族政治的影响。它启示城市政府只有重视行政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与管理,慎重处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科学地解决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城市才能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