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灾荒救济研究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四川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加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省兵祸不断、政治动荡,更是使灾荒变本加厉,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川省的灾荒救济进行研究,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的灾荒救济及政府的应对机制,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川省的社会救济情况。     

论1927-1937年政治视野下的自贡盐业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四川自贡地区在政治上是混乱的.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使南京国民政府鞭长莫及.自贡地区盐业的发展与其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它受制于政治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军阀之间为了自我的壮大,发动战争,不断形成新的盐税利益分配格局.帝国主义则通过盐税提留权操纵着军阀之间的混战,坐收渔利.蒋介石集团入川之后更是忙于改革盐务机关,增加盐税,服务于己.     

吴佩孚晚年寓居四川始末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兵败入川，企图凭借与四川军人旧时的从属关系和蜀地天险重聚力量东山再起，他在四川几度挂起“孚威上将军”、“贼联军总部”等旗帜，成立“大帅部”，准备逐鹿中原，组织新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对吴佩孚在四川的举动密切关注，除下令通缉讨伐外，还策动四川驱吴，这就使得四川军人分裂为两大陈营，并连续发生了三次较大战乱，给四川政局带来了影响，吴佩孚最终因其支持力量战败出山计划落空，于1931年离开四川。     

略论近代四川官话的地域差异

近代四川官话内部的地域差异大致表现为:川东北和川西因地理区位上受湖广和秦陇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而相区别,川东地区方言受荆楚方言的影响更明显,川西地区方言受秦陇方言的影响更大;川南地区则因方言中保留有较多古音古语,存古特征较浓而自成一体.相对于川东北、川西地区方言的发展和开放,川南是语言的稳定区.四川官话内部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根源主要在于两大社会因素:一是明清入川移民籍贯的地理分布差异;二是战乱后土著存留的地理分布差异.     

护国战争期间的四川将军陈宦

一、陈宦入川前后的川省局势四川继保路运动之后,又经历的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二次革命失败后,像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张冲、余际唐这些反袁将领和民主人士,或被迫离川,或避居海外。但到1914年秋,孙中山又特“委任前川军第五师团长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总司令,吕超为川南总司令。继又委任范毅为上川南区司令,丁泽煦为川西区司令,刘国佐为川北     

东南亚各国入川旅游市场的SWOT分析

东南亚各国入川旅游市场,主要“指东盟”五国的入川市场。“东盟”五国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川2003-2004年东南亚市场份额占四川亚洲外国人市场的平均值为24.39%,是四川的主要外国人入境地区市场之一。研究这个区域入境市场对四川的国际入境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对四川的东南亚国际旅游入境市场进行了SWOT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四川发“展东南亚”入境市场的措施。     

对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考察

１９２７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四川省委坚决、认真地贯彻中央各项决议，制定了在四川开展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原则，苏维埃运动在四川逐步展开。由于受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指导有明显＂左＂的倾向。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逐渐由攻占中心城市而顺应客观规律转向军阀力量较为薄弱的川东和川西北农村，建立了红色区域。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并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配合作用。     

东南亚各国人川旅游市场的SWOT分析

东南亚各国入川旅游市场，主要指“东盟”五国的入川市场。“东盟”五国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川2003—2004年东南亚市场份额占四川亚洲外国人市场的平均值为24．39％，是四川的主要外国人入境地区市场之一。研究这个区域入境市场对四川的国际入境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对四川的东南亚国际旅游入境市场进行了SWOT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四川发展“东南亚”入境市场的措施。     

祁山道、卤城：陇蜀互动之交通要道与战略支点

“蜀道”不应单指连接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的川陕道路,还应包括自陇（甘肃）入川的陇蜀道路,唯有如此,“蜀道”才属完整概念。甘肃陇南地区是陇蜀道必经的核心区域。陇右天水经祁山道、卤城可抵汉中至川蜀,也可抵武都,再经文县（阴平道）入川蜀。无论秦汉时期、三国时期,还是宋金时期,祁山道都为陕甘川三省经济、文化、军事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交通条件;而卤城也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盐业资源成为祁山道上一座历史文化名镇。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蒋介石“蜀粤并重”的思想使他始终关注重庆的战略地位.1935年,蒋介石首次入川,初步确定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并开始着手统一川政,经营四川,为后来迁都重庆打下重要基础.“七七”事变后,处在谋划和犹豫中的国民政府最终决策移驻重庆.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首迁重庆.国民政府各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各国使节随之先后迁渝,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初步形成.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率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进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基本形成.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完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