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立雪”的文献考察

从北宋元祜八年（1093年）游酢、杨时立雪程门故事的发生,到“程门立雪”这一成语的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文献来源来说,既有记录这一史实的若干史籍,也有将此作为典故入诗的宋明时期的一批诗人,还有对这一成语的形成和普及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通俗类书。文章对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最早出现这个成语的典籍及其历史演变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闺塾》的“定场诗”和“下场诗”

明清传奇每出戏的开头和结尾,皆有角色吟诵的四句韵语,称作“定场诗”和“下场诗”。《牡丹亭·闺塾》亦不例外。塾师陈最良上场,吟道: 吟余改抹前春句,饭后寻思午晌茶。 蚁上案头沿砚水,蜂穿窗眼咂瓶花。     

以"诗"证《诗》:明清《诗经》评点方式

以“诗”证《诗》是《诗经》评点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后代诗歌与《诗经》诗篇进行比较或印证。它不仅用于解释诗义,分析诗歌风格,还从诗歌的历史发展的视角寻找《诗经》与后代诗歌之间的联系。它不仅易于评点者传达其审美感受,还可指点读者理解诗歌的意境。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由四“何”看《短歌行》诗脉

在曹操的《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后为何紧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又当何解？“慨当以慷”的主语真的是宴会音乐？“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的意思真的是明亮的月儿,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拾取？“契阔谈诫,心念旧恩”与“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又是如何转换衔接的？     

《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主题嬗变

"弃妇诗"是《诗经》中的一类重要题材,它着重反映了当时妇女在感情上所受的压迫和苦难。可以说,《诗经》中的"弃妇诗"是后代此类作品的滥觞。文章从《诗经》中的弃妇诗出发,着重探讨此类诗歌叙事主题模式的形成、弃妇形象的发展演变以及性别角色的转换,试图对弃妇诗的嬗变历程作简要论述。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试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

从《诗经》为标志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到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形成的第二次诗歌创作高潮，其间诗歌创作大约沉寂了三百余年。孟子分析其原因乃“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１］其间便是先秦散文的勃兴。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创作意义上的《诗》是不景气的，但由于大量用《诗》者的存在，使已有之《诗》的固有意义得以扩张，《诗》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却因其多侧面多功能的运用，而呈现出热闹的景象。”［２］仅以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为例，其大量引诗、用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据清…     

浅析《香菱学诗》中的“笑”

《香菱学诗》时,脑子里突然蹦出这样一个问题：香菱命运不幸,三岁那年元宵,在看社火花灯时被骗子拐走,十二三岁时,被薛蟠强买为妾,改名香菱,后来备受夏金桂的折磨,不仅名字被改为秋菱,还险遭谋害,最后难产而死。这样一个苦命人有着诉不完的悲愁,可此节中直接写香菱的“笑”竟有13处之多,几乎处处弥漫着她的笑声。作为大家的曹雪芹决不会随随便便写来,其中必定藏有深意,那深意到底是什么呢？姑妄猜之。     

从《渔洋诗话》看清人分辩“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意识

“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的界划，是一个异说纷纭、久缠不清的问题。本文通过清初诗坛盟主王士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及其写作诗话的实践，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归纳出诗话体例的几个要件，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著作两种主要形式——诗话与诗说之间划出了界限。由于王士本人及《渔洋诗话》的权威地位，本文得出的结论也由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诗三百”并非仅指《诗经》

语文教师复习《诗经》中相关篇章时,往往会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说的‘诗三百’是指哪一部书?”可是,一次公开课上,这个老问题却引出了个“新问题”。当执教者征寻学生疑问时,一个学生质疑:其它国家有无“诗三百”? 意外的这一问,当时就引起了执教者的注意、听课者的兴趣。课余,     

谈谈《游褒禅山记》中的“其”

王安石的《游褒弹山记》(中师语文第二册)是一篇通过记游而进行说理的散文,作者把记游和说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在六百来字的篇幅中二十次使用“其”,理解“其”的含义,有助于加深对文意的把握。文中的“其”归纳起来有七种用法:     

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中的“弃妇诗”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用现实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以描写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弃妇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更为深刻。本文选择《诗经》中有代表性的方面,从内容分析着手,旨在探讨“弃妇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状况;它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谈咏“荆轲”诗

"荆轲刺秦"可谓中国的一部英雄挽歌,在各个朝代的文学作品中均有反映,尤其对《全唐诗》中有关荆轲的诗作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时世的兴衰对荆轲主题诗的影响颇大。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同题而作说明该文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     

谈咏“荆轲”诗

＂荆轲刺秦＂可谓中国的一部英雄挽歌,在各个朝代的文学作品中均有反映,尤其对《全唐诗》中有关荆轲的诗作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时世的兴衰对荆轲主题诗的影响颇大。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同题而作说明该文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     

“诗三百”辨

现行的许多中学课本中对《诗经》的注解都说《诗经》也称(或古称)“诗三百”。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也说“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这都是把“诗三百”作为《诗》的代称。我觉得这么说值得商榷。     

浅谈《愚溪诗序》中的“愚”

迁客骚人每游历山水必有所赋，柳宗元也未能出其囿，《八愚诗》就是其“寄情山水”之作，可惜今已亡佚；然与之相匹配的《八愚诗序》则幸存于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能以“愚”独步千古者，唯柳氏而已矣。《愚溪诗序》乃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书序，纵观全篇诗序总计545字，共有27个“愚”字统摄其中。一篇短文用如此之多的“愚”字实属罕见，但也决非偶然，实为柳氏有意为之。“愚”字有何寄寓？现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谈谈自己肤浅之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