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回答

面对后现代主义美学的“重写现代性”所倡导的消解理性、主体性及其意义异延论（解构美学），社会差异论（生存美学），语言游戏论（解释学美学），非主体可能论（崇高美学），实践美学从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出发，力图建构起人文理性、多维主体性、自由个体性、回应西方现代美学的不确定性、多元化、非人化、语言学转向等问题和趋向，开辟新世纪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作为伦理的美学

本文考察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观,认为：《逻辑哲学论》的语言逻辑置美学于无意义的神秘之域;美学作为形而上主体的情感表现和宗教体验,与意志、“用永恒的观点”和幸福有关,是不可言说的;美学与伦理学被维特根斯坦置于他为之保留的形而上学地盘之中。     

论维特根斯坦解构美学的策略

20世纪分析美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形而上学危机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率先从图像论、语言误用和家族相似等几个方面给关的本质以彻底的解构,因而使其理论具有很大的后现代色彩,与其后来的解构主义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巨大的理论开创性。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论哲学与美学探究

本文试图将维特根斯坦置于知识论的非本质主义转向这一语境下来理清其前后期哲学与美学的异同,并从而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最重要的"及最重要的"维特根斯坦".     

回到马克思的“生活论美学”

“生活论转向”目前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作为当代美学发展的结果,它既是一种新的美学形态,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舒斯特曼的“生活表演”,还是当下中国美学界讨论热烈的“生活美学”,这些形式多样的生活论美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虚假陷阱里——要么囿于理性思辨层面的生活阐释论,要么沦为脱离社会文化现实的微观个体论。而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点,以改造生活世界为目的,为我们阐明了一条迥异于上述理论的生活论美学路向。因此,只有回到马克思的生活论美学,才能走出当下生活美学研究的问题圈囿。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活论美学研究既是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层面对当下美学生活论转向的一个学理回应,也是当前中华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积极尝试。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语言是人与人的“游戏”又或者是世界的“图式”?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命题的总体即是语言”,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则写遭“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本文正是从这两种角度的差异上探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自身的转向.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美学领域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问;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审美学语境;党的领导集体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在解读的客观性、价值性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有着深厚的美学追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的重要美学向度。     

论伽达默尔与赫什解释角度之歧异

现代解释学的出现是20世纪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出现给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现代解释学重要人物的德国的伽达默尔和美国的赫什，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解释角度的差异：在艺术本的理解方面存在开放与封闭之别，在解释的历史意识方面存在“历史相对主义”(即“效果历史”)和历史的回归的不同，在艺术语言观上有着本体论和载体论的关于语言的体用之争。只有注意西方关于解释学美学思想中的这种不同化背景，我们才能得以科学地建设起我们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     

“实践转向”与艺术美学

艺术学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升格为与文学并驾齐驱的一个学科门类,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转向”对艺术学的直接影响.“实践转向”将使艺术美学的地位凸现出来,以研究艺术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上的独特之处,改变文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包打天下的局面；艺术美学的实践分析将凸显艺术生产“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对艺术的技术层面进行美学研究；艺术美学的实践分析还将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下研究艺术的市场、消费等方面的特点,在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中更好地发展艺术.     

接受美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研究、接受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它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学作品本身转移到读者的接受上,是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核心概念“未定性”、“具体化”和“期待视野”等均从现象学或解释学中直接移植过来。笔者认为,借鉴接受理论,回到接受美学的这些基本概念上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是很具启发性的。一、“未定性”:接受的一个重要前提接受美学认…     

“修辞论美学”探析

修辞论美学是研究文本的符号系统与文化语境的修辞关系的一种美学理论。它是由文艺评论家王一川教授提出的。认识论美学、感兴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是其三大理论来源;文本阐释、文化语境阐释和历史阐释是其三个阐释层次;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式化、语言的历史化和理论的批评化是其四大特征。修辞论美学吸收了社会语言学的某些特性,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代表着一种美学潮流,而且具有民族文化渊源,更适合解读中国文本。当然,修辞论美学在对历史力量的认识、对自身最高境界的阐释和对多种批评方法之间关系的阐述等方面也有缺憾之处。     

研究中国美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中国现当代美学，大体上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其时代大背景是“西方文化在中国”。这里的“西方美学”主要是指西方的传统认识论美学，而不是由康德道德形上学（神学）所突破的道德美学本体论。后者正是架接中国心性哲学美学，即道德形上学哲学美学的直接参照系。美学学科应有两种不同形态：哲学体系型美学与诗性智慧型美学。当务之急，是引入康德的美学智慧（美是道德的象征），去梳理、建构中国道德美学本体论；诗性智慧型美学是中国美学的特长，我们已洞开大门。我们面临着一体两面的难题：一方面要建构道德形上美学（外），另一方面又要相应地转换思维方式（内），“合内外之道”，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美的本质和旅游审美

本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这两种冲动相互作用达到平衡的产物，要同时实现这两种冲动的理想美是不存在的。生活中存在经验美，经验美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溶解美，具有松弛作用；一种是振奋美，具有振奋作用。旅游是一种游戏审美，通过旅游可以调解人的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达到平衡。人在旅游审美过程中，有三种境界，即情趣、意境和艺韵。     

与时俱进，引领美学教材创新的先锋——读王一川教授主编的《新编美学教程》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美学教材呈现的内容滞后、知识老化等诸多不足,较具学术敏感力的王一川教授在充分吸收美学学科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学转向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于最近主编了《新编美学教程》这部对全国高校关学教育事业发展意义重大的教材。全书采用了别具一格的编书体例,其中的审美感兴、审美文化部分的精彩阐释是同类教材缺少的,另外简明流畅、雅俗共赏的叙述风格增添了教材阅读的趣味性。     

文艺美学的解释学转向——读李咏吟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具有原创性的新兴学科,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李咏吟先生的《文艺美学》,是第三代学者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的一种全新的探索。本文以《文艺美学》为依据,从理论转向,理论体系,学术特色等方面阐述李咏吟先生的文艺美学思想,并凸显其理论谱系和理论贡献。     

阿城：语言节制与汉语写作之美——儒家美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个案研究

阿城小说语言中有儒家美学积淀。儒家对语言的最基本要求是节制,在此基础上,是要求语言有风骨和无限生发性。夯实的白话语言加以古汉语成分的杂糅调和是阿城小说语言的基本面貌,与儒家的节制语言观相契合。阿城的语言有内在的骨气,而且具有无限的生发性,这些与儒家语言审美也相吻合。     

生命美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读后

20世纪的中国美学经历过三大形态：认识论美学、价值美学和生命美学。生命美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封孝伦的《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以自己的三重生命学说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生命美学理论，是对生命美学的扎实贡献。但是，其不足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关系，对实践美学的独特理论价值认识不够。     

关于新乡土美学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新乡土”美学特征的研究,揭示“新乡土”美学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意义;同时从“新乡土”美学重构的角度,积极构建新的美学秩序,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以期系统反映转型以来真实的中国乡村景象,促进当代社会多元化文化机制的建设。     

从儒家诗教到"超功利说" --西方启蒙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矫正

中国传统美学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总是把审美与道德纠缠在一起。20世纪上半地，中国学从西方引进美学，形成了支撑美学学科的独立原则：“超功利性”和“形象的直觉”。这两个原则不仅支撑了中国独立的美学学科，把美从道德的纠缠下解放出来，而且承担了新化运动“借思想化以解决问题”的启蒙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