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天门口》的史诗性品格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史诗性”是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五六十年代,史诗性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艺术品格,但在新时期,史诗或史诗性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新世纪,刘醒龙新作《圣天门口》又回到对史诗性的追求,达到了史的真实性、思的深邃性和诗的感染力的统一,具有一种史诗性品格。     

近几年诗歌理论问题之研究

一、“现代史诗”过渡的诗流与诗评 (1)关于“现代史诗”的名称 先是江河提出,“要写我们这个民族的史诗”,并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进行了颇富实绩的探索。谢冕在《当代诗的史诗性》一文中,最早确立了“现代史诗”的概念。他把江河及其他一批追求相近的青年诗人诗作,称为“现代史诗”,宣称:随着“朦胧诗”高潮的过去,“诗人们开始把对‘现代史诗’的召唤当作现阶段诗歌最庄严的追求”。     

从白嘉轩看《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诠释

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史诗性结构,还表现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白嘉轩是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一位儒家道德的忠实实践者,他是儒家文化渗透到白鹿村的典型人物。     

悲壮的移民史诗不屈的民族精神——谈电视剧《闯关东》

电视剧《闯关东》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全景式的史诗作品。《闯关东》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一种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一种厚德载物宽以待人的人文精神,一种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精神。《闯关东》是一部恢宏悲壮气势磅礴的平民史诗,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性美学风格,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闯关东》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情,使观众获得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认知,颇具思想内涵。     

悲壮的移民史诗不屈的民民族精神——谈电视剧《闯关东》

电视剧《闯关东》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全景式的史诗作品。《闯关东》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一种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一种厚德载物宽以待人的人文精神,一种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精神。《闯关东》是一部恢宏悲壮气势磅礴的平民史诗,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性美学风格,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闯关东》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情,使观众获得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认知,颇具思想内涵。     

十七年文学“史诗叙事”的动机和效果的悖离——从《红旗谱》看十七年文学的史诗性

本文对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的普遍性地追求“史诗性”的现象进行思考,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分析产生这种史诗追求的动机。并透过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普遍且典型的特征,分析这种“史诗叙事”的政治动机与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之间的悖离关系,进而反思十七年文学的艺术缺陷。     

论新时期抗战史小说的史诗表现形式

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抗战史小说具有明显的史诗性。从形式的史诗化上说,这些小说都是大部头、多卷式的宏篇巨制;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在时空上也都阔大辽远,几乎都具有多线索、多层次的开放性结构形态。其史诗性审美表现形式有三种基本形态:“三国演义”式、“战争与和平”式和“战争风云”式,表现出了作家们的独特创造意识。     

七言绝句中的时空感

古典诗词很善于捕捉诗意、创造气氛、描绘意境。特别是那些优秀的绝句，寥寥二三十字，写出强烈的、立体的时空感，写出生活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给人以史诗性质、史诗意味的感受，叫人惊叹不已。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失乐园》评论综述

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被视为英国诗歌史上的最宏伟的史诗性作品。新古典主义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对这部作品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从而开创了《失乐园》的评论历程。德莱顿,着眼于《失乐园》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较,认为弥尔顿兼有荷马和维吉尔两人的优点;艾迪生就《失乐园》中的人物刻画、史诗的主题性质、诗人丰富的想象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他也指出了史诗中的不足;新古典主义批评的集大成者约翰逊全面肯定了史诗的道德意义及崇高的风格,但他认为弥尔顿的词汇乖癖、笨拙。这个时期的《失乐园》评论都是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恢宏的巨著革命的史诗──评魏巍《地球的红飘带》

恢宏的巨著革命的史诗──评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李善修《地球的红飘带》（以下简称《飘带》）是当代著名作家魏巍创作的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品规模恢宏，气势雄伟，感人至深，是一部史诗性作品。作品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全景式地展现了红军长征这一革命...     

三峡人的三峡情结——评向求纬的叙事长诗《喊峡谣》

《喊峡谣》这部叙事长诗再现了百万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尊神。感情真挚、热烈，语言质朴、简练，用民歌体来充分表现了作作为一个三峡人所特有的三峡情结。     

被男性英雄世界边缘化的女人——女性诗学视野下《江格尔》与《伊里亚特》女性形象比较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是闻名世界的英雄史诗。这些故事的主角是男性英雄。在男性光环的笼罩下,女人被遮蔽了,她们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但当我们细读文本时,不能不看到那些被男性英雄世界边缘化的女人,她们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伊里亚特》中的女性形象虽然数量较少,表演机会不多,描写简单,但她们却要承担着战争起因的罪名和战争苦难的结局。相比而言,《江格尔》中的女性不仅人数多,出场率高,描写也相当细腻。但是,蒙古族史诗中的女人同样没有逃脱古希腊史诗中女人的不幸命运。当我们从女性诗学的视角透视战争时,古代战争呈现给世界的不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不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是一曲如泣如诉的悲歌,一曲催人泪下的挽歌。     

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

在彝族史诗研究中存在着过度重视口头传承的集体性而忽略了民众个体的普遍倾向。史诗演述的传承人作为史诗"勒俄"(hnewo,史诗演述)传统背后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史诗得以世代沿传的中坚力量。因此,对传承人的跟踪与研究是考察史诗传统的主要环节。在诺苏彝族史诗演述人的成长过程中,书写与口承这两种传统的教授与学习是始终相伴、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内驱力。"克智"(kenre,口头论辩)的兴起和传承,在客观上激活了"勒俄"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史诗传承人脱离了各种书写文本的制约而走向面对面的社群,融入民俗生活的文化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头创编能力与演述艺术,从而也促进了史诗传统的长期流布和动态发展。     

史诗《江格尔》中勇士幻化蜘蛛母题

勇士、美女幻化成蜘蛛的题材普遍存在于蒙古史诗中,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规范化的勇士幻化蜘蛛母题.这类神变题材对史诗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的丰富诸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表现了蒙古民族对超自然、超现实神秘力量的祟尚,增强了史诗的趣味性和艺术力量.蒙古史诗中神变题材的产生并不偶然,是源于一定的宗教观念,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蒙古族传统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崇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且极富魔法变化观念.史诗《江格尔》中出现的勇士、美女幻化成蜘蛛的母题同其它类型的幻化题材一样,都是以一定的宗教观念为基础,是曾经存在过的某种宗教观念向审美的文学艺术形式积淀和演化而来的结果.《江格尔》中出现的勇士幻化成蜘蛛的题材,同蒙古民间流传的蜘蛛预兆凶吉的观念,在起源上都是以一定的宗教观念为基础的,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     

史诗《江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推介与英译本特色

文章简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史诗《江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推介情况,试图说明在该史诗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该史诗进行大力推介。文章认为,《江格尔》英译本体现了许渊冲倡导的"三美"翻译原则,该英译本为增强该史诗在更广领域的推介和促进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艺术的当代性阐释及反思

《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性的巨著,也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描写了自东汉末年到晋初一百多年的战事,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在对战争的描写中,《三国演义》重视渲染战争环境,青睐于智斗的决定性作用,又擅长以战争冲突塑造人物性格;但在对战争的全景性和狂欢式的表现中,《三国演义》陷入了为统治阶级、为利益集团“修史”的片面立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战争暴力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对旷日持久的战争缺乏反思意识和人道主义关怀,由此淹没了战争的血腥气味和死亡恐怖,而将战争诗化和狂欢化了.     

个人主义是《伊利亚特》的主体文化精神

史诗以阿喀琉斯个人为中心线索和情节发展的依据,表明它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对重大事件的决定性影响.作品所刻画、讴歌的英雄人物都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史诗将作战的动力归之于英雄们的个人功名心和物质利益.这些都显示史诗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思想、赞美个人英雄的作品,个人主义是作品一以贯之的主体文化精神.     

《孔雀东南飞》:一曲纲常伦理的挽歌

《孔雀东南飞》在焦、刘爱情悲剧的客观叙述中,再现了家庭伦理常则的混乱与矛盾,以及社会婚姻观念开放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东汉末年纲常伦理的"礼崩乐坏",它是一曲纲常伦理的挽歌。     

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完美结合——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评述

《木姐珠与斗安珠》是羌族的著名民间叙事长诗,是羌族重要的口头文学。笔者以该叙事诗流传的不同版本为依据, 从羌族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揭示出《木姐珠与斗安珠》所蕴涵的羌文化内涵:它不仅是羌族现实生活的反映,更是其精神世界的折射,两者水乳交融,缺一不可。在羌族的社会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