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非川之战看唐高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随着西藏高原上吐蕃王朝的逐渐崛起与强大,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成为其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同时,唐蕃之间的战争也日渐突出,大非川之战是唐蕃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唐蕃之间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由此可见,大非川之战对唐蕃关系的重要意义。     

论吐蕃大将达扎路恭撤兵原因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便从开元盛世随之坠入深渊,此刻不但内乱四起,而且外侵频频,国势千疮百孔。公元762年4月唐肃宗不得不承认已被吐蕃所占领的唐陇右、河西等领地。然而唐代宗却并不承认先皇“输帛绢、割土地”的屈服性协定,从而吐蕃赞普下令20万吐蕃、南诏、羌、吐谷浑等联合军队直取长安,欲推翻代宗控制的唐廷。短短三个月的进攻迫使代宗出奔陕州。然而吐蕃却在长安仅仅待了十五天,而后迅速撤回原、会、渭、成等地。大多藏文史书对此次撤兵事件完全怪罪于气候原因,他们认为吐蕃撤兵是由于当时天气酷热,士兵、战马皆死于其手,从而选择撤兵。大多汉文史书中则记载,由于郭子仪等唐朝勇将奋勇反击,才使吐蕃败北撤兵。综观这一历史事件,我认为撤兵这么大的事件,仅靠如此简单的回答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而且也夹杂着太多的民族情感。诚因如此,本人根据当时社会背景认真分析当时情况,从五个方面解释了撤兵原因,希望能为人们认识这段历史事件、认清当时社会情况提供帮助。     

“筑城固守”与“荆蜀相资”:晚宋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及影响——以钓鱼城战役前后为中心

晚宋钓鱼城战役可以放回到当时的川蜀整体防御布局当中进行考察,并可重点从"筑城固守"和"荆蜀相资"两方面探讨钓鱼城战役前后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包括南宋朝廷中关于守蜀的争议和具体防御政策的落实,以进一步检讨强本弱末的国策惯性力对于川蜀防御及钓鱼城战役的影响。以钓鱼城战役为坐标节点,以运作其间的人事和制度互动为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钓鱼城的成功坚守与此前南宋政府做出的一系列调整策略有关,而最终之陷落也同样与这些策略的制定和施行紧密关联。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

张议潮①,’甘肃敦煌人②。他所领导的唐末沙州(即敦煌)人民反对吐蕃奴隶主统治的大起义,在甘肃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河西人民为了纪念这一位民族英雄,还曾经将他的事迹编为说唱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③。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本文试就唐末河西走廊的情况、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以及张议潮起义的经过和意义作一简略的评述。     

《恶趣经》相关图像在吐蕃的发现和传播

通过对吐蕃时期《恶趣经》相关图像和文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卫藏、川青藏交界地带以及敦煌发现的吐蕃时期普明大日如来、释迦形大日如来以及毗沙门天王像,其图像特征基本与《恶趣经》中相关记载一致,推测与《恶趣经》相关;其二,《韦协》《贤者喜宴》等文献皆记载吐蕃王室修建桑耶寺时造普明大日如来像,利用四天王占卜,并造四天王像,以及在葬仪中利用恶趣清净曼荼罗等,说明吐蕃时期《恶趣经》在吐蕃腹心地带流行。     

试析朗达玛灭佛的原因

佛教在吐蕃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其中后一次朗达玛灭佛,导致吐蕃境域"无佛"现象长达近一个世纪,给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本文认为,朗达玛时期之所以发生灭佛事件:佛教的过度发展是根本原因,经济问题是重要原因,政治问题是直接原因。     

冷战时期法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变分析

冷战时期,法国对非政策经历了历史的演变。从总体上看,法国以“合作”为中心的对非政策既有继承性,也有新发展。它一方面体现出基于历史传统、国家利益和政治文化的广泛的一致性或继承性,另一方面它又随着时势的变化、利益的转移和领导人的更替而表现出某些异质性或不同的特点。     

纳西勒巴舞与塔城的勒巴文化

隋唐时期,丽江塔城是茶马古道的重镇,唐代曾经设立过神川都督府。这里曾经有过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最早的铁索桥——"神川铁桥";这里曾经是南诏王国与吐蕃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千百年来,在古纳西文化与吐蕃文化交汇的丽江塔城流传着古老的"勒巴舞",形成了独特的勒巴文化。勒巴文化是以勒巴舞为主要文化元素,包括民族服饰、勒巴鼓、舞蹈角色、口承文化、体态文化、技艺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等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勒巴舞的全国唯一性以及古纳西文化与吐蕃文化交汇融合的典型性,使勒巴文化更具历史价值、美学价值、人类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迪庆边地诗初探

一、边地诗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那就是地处“四维之西”、“丽水神川”之北的迪庆高原。自古以来,迪庆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和“凄凉、蛮荒、原始”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被称作是“天下神奇诡秘杂揉之地,孤悬江外情形特殊之区”。 自唐代西藏吐蕃政权在迪庆设立“神川都督府”以来,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就在狼烟和匪祸的笼罩之下,“望高原之阳日出日落,观金沙江水潮涨潮生”。用艰难的步履蹒跚地跋涉在历史之河上。加之地处边僻,“高山大壑,交通梗阻”,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吐蕃政权也是鞭长莫及,“管理僧     

翔实权威的吐蕃史译注大作——评《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可见的吐蕃史汉文资料非常稀少,有关吐蕃史的研究进行的也很不充分;成书于十六世纪的《贤者喜宴》是学术界公认的吐蕃史权威著作,《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的正式出版,不仅为藏学界特别是非藏语研究者提供了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名著的工具,书中翔实权威的注释还为读者呈现了更为丰富全面的吐蕃史知识。     

唐代麽些蛮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

唐代是纳藏、纳白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唐代麽些所分布的地区处在唐、南诏、吐蕃三个政权之间，成为三强逐鹿中心。本主要论述在这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中，麽些与吐蕃、南诏之间的政治关系，以此来说明：唐代麽些与两的关系，在当时或后世都对纳藏和纳白的民族间的交往和族际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黠戛斯汗国政治制度浅析

黠戛斯是唐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于剑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上游）,是今天柯尔克孜族的先民。西汉时,黠戛斯就以坚昆之名见诸汉文史册。历经魏晋、至隋唐时期,黠戛斯不断与后突厥汗国、漠北回鹘较量并逐渐发展强大,最终建立了汗国。黠戛斯汗国政权设置不仅承继了北方民族官制传统;还深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形成了相对多元的官制。     

论隋朝修史

终隋一代虽未修出一部辉煌的史学巨,也没有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史学家,但隋朝史学决不是一片空白。史学家魏澹、王劭、牛弘等对纂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做了大量工作。唐贞观年间历时八载修成的前五代史多得益于隋修诸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怒江流域的民族

本结合汉代及唐宋时期的有关史料，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布在怒江流域的各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状况。     

唐代择官理念变化原因浅析

唐代前期制定的关中本位政策是人们重京官轻外任的社会基础。安史之乱彻底打破了这种以内制外的政治格局，同时也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随着大唐帝国的日益衰弱，京都长安也逐渐失去往日风采和吸引力。而唐后期外官待遇优厚，更加重了人们重外轻内的择官理念。     

论《隋炀帝艳史》的历史影响

《隋炀帝艳史》,明代齐东野人编著。作品大量参考唐宋的笔记小说,并参照正史和其他史料,记录了隋炀帝的一生,揭示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并借古讽今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人情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尤其隋炀帝系列历史演义小说影响极大。     

安史之乱在杜诗中的反映——以杜甫部分诗歌为例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杜甫用他的诗歌记录下了此次战乱发生的原因和重要战役。诗人用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深刻的笔触为人们提供了史实性的描述,忠实而又艺术地再现了彼时多难而又奋力抗争的历史事件,谱写出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赞歌。     

唐代花瓷及其与钧瓷的历史关联——基于一种文献学的考察

唐代花瓷是唐代以中原为主产区创烧的新瓷种,迄今为止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高温窑变釉瓷。海内外陶瓷界对唐代花瓷与钧瓷的关联性问题一直颇有争议,一派认为,唐代花瓷是钧瓷的先驱,是启蒙者,甚至称之为"唐钧";另一派认为,言说唐代花瓷是钧瓷的启蒙显得过于勉强,两者不存在先后继承关系。从历史文献、科技文献相关记述所见,钧窑起源离不开唐代花瓷工艺技术经验的积累,二者之间体现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沿袭和继承关系。     

两汉至唐黠戛斯活动区域史料辨析

黠戛斯是与后突厥、回鹘同时代活跃于唐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其活动区域汉代在＂匈奴北＂,后逐渐东移,迨至唐代在＂剑河（今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先民虽汉代就见诸史册,唐时黠戛斯才开始与中原直接往来。由汉至唐宋,历代史籍相关记载详略不一,方位也多有错乱。有必要利用各种文献作全面厘清辨析,以明确黠戛斯活动区域及其历史演变。     

试论中晚唐诗人张祜的宫词

张祜是中晚唐著名的诗人,其人其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张祜的宫词数量较多,在兼有传统的宫怨题材之外,以大量笔墨将本朝政事纳入诗中。以咏史态度创作宫词,是其宫词的特色之一;宫词充满了讲讽怨谲的春秋笔法,亦是其宫词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