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

礼制建筑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天地、神祗的场所,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产生到初具规模阶段(夏至秦);进一步发展阶段(西汉至南宋);最为规范、最为完备阶段(元、明、清)。通过分析,文章认为各朝代统治者在都城中修建礼制建筑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儒学中有关的礼、乐理念,礼制建筑是在都规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先秦时期代的年限标准与相关的制度礼法问题

先秦时期表示辈次的世代年限为30岁。这种辈次年数与上古婚礼年龄的影响作用有关。在社会下层,农人受田还田、受兵还兵、受力役及其免除等制度规定以30岁为限,则是代的年限在礼制上的反映;在社会上层,王室世系、父子嗣位用本义为30的“世”来表示,反映了殷代以至周初王位断承制度在选立标准上的原则:立壮制。战国以来,代的实际年限随着古礼制的演变也产生了变化,但“世”的本义及相关义项却作为语言“化石”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探讨先秦辈次和古礼制关系的一把钥匙。     

论两汉官私奴婢

两汉社会存在着的官私奴婢是否影响两汉的封建社会性质呢？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两汉官私奴婢主要是通过破产农民、掠夺贫穷人民的子女、极少量的罪犯及亲属和战俘而产生的，两汉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奴婢仅是奴隶制的残存孑遗，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仅作为一种补充辅助性劳动，主要是皇亲贵族和大官僚、地主富人豪奢生活的装饰品。因此，官私奴婢的存在不能影响两汉社会的封建性质。     

先秦两汉军乐与歌辞关系初探

军乐与军乐歌辞是一个不应被文学或者音乐忽略的问题 ,中国军乐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 ,并且在军旅中频繁使用 ,而与之相关的军乐歌辞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这与先秦军乐的依附地位有关。至两汉 ,军乐渐渐独立 ,军乐歌辞的保存出现专类 ,这当是军乐与军乐歌辞发展的一大进步。本文试图通过先秦两汉时期军乐及其歌辞关系的初步探索 ,简单勾勒出这一时期二者发展的基本状况     

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

两汉时期疫情较为严重,从地域分布来看,北至草原地带,南至岭南,均有疾疫。从发病时间来看,以春、夏两季居多。分析正史中关于两汉疾疫的记载,复原两汉疾疫概况,揭示两汉时人对疾疫产生的制约因素的认识,主要包括月令气候制约、环境灾害制约、天人感应鬼神怪物的制约等三个因素。同时,两汉时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疾疫应对机制,包括医药治疗和禳疫两种形式。研究两汉时期的疾疫应对机制对我们现在应对流行性传染病有着重要意义。     

干部选任方式的政治学论析

干部选任方式是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纵观人类历史,对政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干部选任方式主要有世袭制、委任制、考任制、选任制等。世袭制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把公众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委任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容易产生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情形;考任制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选人方式,对能力的考察有所欠缺;选任制是自下而上的授权方式,但民众的过度参与会侵蚀选人用人的科学性。为此,一国在选择干部时必须持审慎的态度,既要汲取各种选任方式的精华又要弃其糟粕。     

概论通假字的产生与发展——兼析“通假字不是语言文字的正轨”

对通假字在汉字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历来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认识,这就是:通假字破坏了古代书面语言的纯洁性,不是语言文字的正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上《“通假”质疑》一文的结尾,作者断然写道: “面对通假这一语言历史事实,我们了解通假及其涉及的有关现象,自然有助于阅读古代作品,而就通假本身而言,它决非古代书面语言中的积极因素。它的产生和存在,破坏了古代书面语言的纯洁性,先秦两汉以后的文章,模仿先秦两汉文章的通假用法,实质上是古     

云冈石窟文化中“人的觉醒”的审美体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那些无用的谶纬宿命论和神学目的论受到摒弃,在这种背景下,"人的觉醒"成为一个新的理念。云冈石窟作为这个时期突出的艺术成就,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觉醒"这个划时代的印迹。     

论高等教育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高等教育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共同目标 ,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直处于人类文化之中 ,高等教育与社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社会文化直接地、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同时高等教育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处于龙头地位。特别是在跨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 ,高等教育具有其他不能替代的先锋作用     

从青铜器铭文看商周政治与社会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但传世带有铭文的器物极少。到了商代中期,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铭文的铸造也就在这个时候逐步兴盛起来。此时虽然铸造铜器增多,但每器所铸的字数仍不是很多,内容也较简单。而在西周时期,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至书体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和周初的政治形势相关联的。周人灭商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便尽力加强礼制的建设。作器铸铭,本质上也是礼的体现。作用是来形成奴隶主贵族的权威和加强宗法制度。东周时期,由于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手里,所以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其内容和形式不与西周时期尽同,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甚至到后来发展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     

论高职教材建设

主要阐述了教材建设在课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并分析教材在整个教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现阶段职业院校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对教材建设质量控制提出了建议。     

后《决定》时代我国陪审制度的完善——以龙岩市陪审状况为例

自<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正式施行以来,全国各基层法院系统选任并产生了决定出台后的第一批人民陪审员.在五年的实践中,陪审员参加审理各类案件,在促进司法民主、司法公正以及司法公信力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不足依然存在.今后应在立法以及陪审员的选任、培训、管理、制度保障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论两汉经学与皇权对史学的控制

先秦儒学发展到两汉时期,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取得独尊地位, 并称之为经学。经学与两汉专制皇权紧密结合, 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了史学工作的全部外在条件, 而经学则从内部控制了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清代言官之选任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官僚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一个朝代,其中官僚选任制度也已极其成熟.言官作为监察官员,其选任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清代言官选任制度的逐步完备,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改进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言官选任制度,其实际作用不容小觑.     

先秦时期我国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探析

从西周封建礼制的开始创建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朝代更替,女性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和摧残,在婚姻中的地位不断跌落,从恋爱中的自由者,到婚姻的附属品,再到政治的牺牲品,直到妇权彻底丧失,最终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东汉汉羌关系的流变及原因

西羌在两汉时期曾与两汉政府产生过激烈的交流与融合,羌时叛时降,自西汉中期一直绵延至东汉灭亡。部分汉官吏在河湟地区既不了解羌族的文化传统又不了解羌族的风俗习惯,且行事虐刻成性,在汉羌关系上起到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破产管理人制度评析

破产管理人制度与原破产清算组制度相比,法律地位明显提高,选任较为合理,职责更加完善,监督主体多元化。为进一步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我国有必要建立临时破产管理人制度,以招投标方式确定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制度,完善破产管理人的法律责任和监督。     

传统儒家“礼”的社会整合功能与个体道德的悖礼行为

传统儒家礼制文化本身存在与其整合社会的职能相背离的机制，这种背离源于礼制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界限的模糊不清，对私利的虚化处置并不妨碍人们以畸异的手段加以实现，人治高于法制的传统使得道德对个体人的约束显得迂阔而乏力。在今天道德重构中个体人理应成为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辽朝官员谥号赠赐初探

谥号是中原礼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传统的契丹社会中无迹可寻.辽朝建立后,受到中原礼制文化的影响,契丹统治者开始了包括赠谥在内的王朝制度文化的创建.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虽然辽朝继承了中原礼制中对官员谥号赐赠的传统,但官赐谥号制度的发展和内容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民族性特征,即有着先宗室、再后族、最后将汉官群体纳入赐谥范围的发展趋势.谥号赐赠制度的运行不仅维护了辽朝的社会秩序,同时也自上而下地对辽代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了较大影响.     

辽代夷离毕院官员选任研究

夷离毕院是辽代掌管契丹族刑狱的重要司法机关,本文从官员的家庭出身、入仕途径、任职时期以及官员个人特点等4个方面分析了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通过统计,契丹贵族在所有官员中约占53.4%,在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中占有绝对优势。世选制和内官入仕是夷离毕院官员选任的两种主要方式。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主要集中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另外,由于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殊性,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对于官员个人的思想品质、专业素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