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天乡试举人的家庭出身研究

通过对顺天乡试举人家庭出身的研究,了解到即便在权贵聚集之地的皇城脚下,三代平民出身的举人也占有较多的份额,而且通过对举子学籍成分以及八旗举人阶段出身的细致分析,得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结论。     

从唐代文言小说看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

唐代文言小说留下大量的科举士子累举不第的记载,分析小说中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科举士子和唐代小说。论文试从羁旅行役、生活困顿之苦楚;羞愧失意、怀才不遇之抒泄;儒家进取、道佛归隐意识之转换等方面阐述其所折射出来的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     

清代科举士子在台湾的影响研究

清政府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随即在台湾推行科举制,科举制的推行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台湾意义重大。取得功名的科举士子不仅极大的提升了自己和家族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成为士绅阶层的科举士子积极参与文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影响了台湾文教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繁荣。     

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竞争与地域专经

现存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保存了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为了解该地区内部以专经为表象的科举竞争实态提供了依据.梳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竞争关系,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格局,经历了由明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独大,至明中期福州、兴化两府争锋,再至万历后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变化过程;二是各地区的科举优势,建立在专经的基础上,如福州专《诗》、兴化好《尚书》、泉州重《易》;三是各地科举人数的消长,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福州、兴化在明代后期科举优势的丧失,源自于漳州、泉州等地在《诗》《易》《尚书》等方面科举竞争力的增强.对闽县与晋江二地《礼记》盛衰变化的考察发现,杰出的科举人才往往能够引领一时风气,带动地方科举的发展.     

论宋明时期福建科举士子的祈梦行为

祈梦是科举士子最为常见的祈愿行为。通过梳理方志、笔记等地方文献中关于宋明时期福建科举士子祈梦活动的记载,分析这一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     

清代恩科的确立及其成因——以《万寿盛典初集》为中心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恩科乡、会试是清代历史上的首次恩科。据清朝官修政史《万寿盛典初集》所载,本次恩科的推出,经过了文生、武士呈请,主管官员上奏,礼部、兵部议覆,皇帝俞允等一系列严密的程序,而非皇帝个人即兴所为。在开科的过程中,无论是乡、会试考官的选任、贡士中额的裁定,还是殿试的命题及主持,均由康熙皇帝亲力亲为,充分体现出了统治者的重视。就取中额数来看,本次恩科乡、会试都不亚于往届正科,这也确定了此后清代各朝恩科录取人数的标准。总体而言,统治者笼络人心的主观愿望,士子困不逢年的客观现实和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的时机,是清代首次恩科出台的主要原因。     

论清代科举士人的考试压力与日常生活

通过梳理近代日记、书信以及来华西方人士记录等史料,本文着力探讨科举制度与传统社会的日常社会的复杂关系,认为科举制度系传统士人生活的重心所在。科举考试给士人带来了极大的考试压力,不仅有个体的自我追求,还有家庭生计、亲属和师友的期许。在惨烈的考试竞争中,更多的普通士人扮演着陪读者的悲惨角色。     

清代后期山东乡试竞争之研究

清代后期,随着考生群体的逐渐膨胀,山东乡试录取率不断下降,至清末时经常在5％左右。由于捐输的次数与幅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规模庞大的背景下,山东乡试人均中式率通常低于浙江、江西、福建等科举大省,以及广东、河南、山西等科举中省。探讨清代后期山东乡试之竞争及乡试竞争的省际差异情形,对于当今部属重点高校招生名额的省际投放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咸同文人结社考录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动荡不堪,众多文人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相对于嘉道时期而言,文人缺少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集会结社减少,或因战乱文献散佚而没有流传于世。尽管如此,文化开发较晚、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东北与云南文坛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迹象,文人结社唱酬活动频繁,为光宣甚至民国该时期的文学繁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初探

科举经费对科举考试的有效开展意义重大。清代科举经费名目繁多,尤以考试过程中科场运作经费名目最多,不过就其大者而言,主要包括科场食用费和员役工赏费两项。通过分析和探讨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开支情况,发现清代河南乡试科场运作经费不仅名目繁多,支出占整个乡试经费开支中比重最大,其经费支出情况还具有规范性、等级性和人文性特点。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资料考析三则

乡试是科举选拔考试中的第一层级,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也最为熟悉。科举文献记载的乡试史料并未包括全部的规制细节,明清小说却对此有所表现,其中有关乡试考篮、进场前的仪式和封号之前的具体事宜等项,小说资料都起到了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清代福建贡院的修建及其经费考论

清代福建贡院是闽台两地举行福建乡试的抡才重地,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朝的重修与展拓,规模和设施逐步完善起来。福建贡院的修建历程集中了福建全省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不仅反映了福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科举考试竞争程度的加剧。福建贡院的修建经费来源除了常规的“科场银”拨款之外,历次大修经费主要是举全省之力自行筹措的结果,而且政府对贡院的修建和经费使用管理有着极其严密的规定,使得有限的科举经费利用效率最大化。     

西方传教士对晚清福建教育与考试的关注及认识

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福建教育与考试给予诸多关注。他们对福建学校教育体制和教育具体实践场景、科举考试制度和科场的细节以及教育与考试存在的弊端等进行记述与认识。基于这些认识,传教士们着力兴办教会学校和引入西式教育,并鼓吹基督教文明,为福建地方教育带来变革气象。     

清代宗室乡会试覆试制度研究

面对日益增多的宗室人员,如何解决他们的出路,成为清朝统治者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否通过科举来开辟宗室的出路,在嘉庆前还处在争议与探索阶段,直到嘉庆年间才确立宗室科举制度。嘉庆、道光年间先后确立了宗室会试覆试制度、乡试覆试制度。清代宗室乡试、会试覆试制度完善了宗室科举制度,这一制度防止和减少了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基本上达到了覆试的目的,维护了宗室科举的相对公平、公正性。     

从《儒林外史》看清初妾的社会与家庭地位

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低妻一等，接近于奴仆。从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可以看到，不仅妾进入夫家时没有正常的婚姻仪式，往后即便当上填房，她的地位仍将借助于子嗣得以维系。若不幸丧夫失子，同样面临着被夫家亲房侵夺名分、财产乃至再嫁的危险。     

论唐代落第士子省亲诗

唐代重视孝道,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家奉养双亲。因此,省亲在唐代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唐代士子省亲是孝敬父母的表现,落第的士子创作了大量的落第省亲诗来表现内心的苦闷和不能光耀门楣的无奈。唐代的落第士子的省亲诗多用老莱子"娱亲侍亲"的典故,体现了对归家侍亲的渴望和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