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家、儒家对合法性的诉求

在春秋战国 ,产生了对后世中国影响巨大的两个学派 :法家与儒家。他们各自主张一套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制度安排 ,法家主张“一法” ,而儒家的思想则在于“仁爱” ,在于道德劝善。带有更多温和色彩的儒家 ,在西汉时开始出现某些法家化的变化 ,在统治上 ,儒、法两家互参 ,儒家学者在治道上的表现和论述使得儒家取得独尊地位     

试比较先秦儒法两家法思想的道论基础

先秦儒家和法家都将“道”作为法产生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儒家道论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法家所谓的道是指法治之道。两家道论内容的不同导致二者法思想的差异。二者的道论也有其共性。其在道论的思维方式上有一致之处,即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又根源于宗法人伦的社会土壤,即二者在文化上是同源的。这种思维方式将天道、人情、法律合为一体,这是中国传统法的独特之处。儒法两家道论的共性也是二者在汉以后能够合流的内在原因。     

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变迁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强调用法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即"法治"。儒家和法家所代表的政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治国方略的两个方向,并形成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个传统。德治与法治虽然不同,但两者绝非对立,在经过历代儒家和法家学者的补充和发展后,礼法结合成为西汉的治国之道,并被后世王朝所沿用。离开了儒法两者的互补,就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治国模式的结构和特点。     

先秦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思想

先秦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思想根源不同,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和历史观的差异,是其"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治国方略之争的理论前提.剖析儒法两家不同的治国方略和法律思想,对于我们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先秦儒法政治秩序观析论

儒、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对政治秩序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两大流派。两派的共同点在于:高度认同政治秩序的价值,追求政治的有序;追求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强调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在政治秩序产生、建立、维系中的重要作用等。两派的主要差异有:法家强调政治秩序的实力基础和利益性,儒家强调政治秩序的道德性、情感性;法家强调用强力手段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则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方式和手段来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强调政治秩序中的和谐性,法家则强调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儒家强调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找平衡,法家则强调强力压制、消除矛盾等等。两者的差异主要是由思维方式、基本立场等造成的。     

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从分立到合流的原因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之所以能同时并存并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之所以他们又被统治阶级揉合在一起,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治国观点都有明显的局限性。     

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从分立到合流的原因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之所以能同时并存并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之所以他们又被统治阶级揉合在一起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治国观点都有明显的局限性。     

先秦儒法人性论对教育思想之作用比较研究

儒家讲性善,法家讲性恶。性善性恶把儒法两家的教育思想从内容到形式区别开来,同时也把儒法两家教育思想的矛盾联系起来,正是这种区别和联系使儒法两家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教材、教育方法以及教师的选择上都具有所不同。从而构建了不同的教育理论体系,为封建道德教育取得成效提供了可能性（性善）和必要性（性恶）,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对后来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刑罚思想的对抗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思想上,儒家偏重于“礼义教化”,以刑辅德,法家偏重于“重刑威慑”,以刑去刑。这只是各自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手段不同,而在道德理想和治国目的上两者是相通的。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国家观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国家观有很大差异,从国家合法性、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及治国方略等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比较,他们的实质是相同的即都主张君主专制统治,并且儒法两家的国家观都各有利弊。通过对儒法两家不同的国家观剖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儒法两家思想体系的把握。     

简论儒法两家治国方略的差异与融合

以“礼“治世和以“法“平天下是儒法两家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与思想.儒家主张以“礼“作为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仁爱“精神;法家则主张靠“法““术““势“治理国家,一统天下达到政通人和,二者方法虽然不同,却为同一目的服务,而真正圣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都是兼采两者之长,“礼““法“并重,德威兼施.这一方略与思想对搞好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儒法合流的根本原因分析

从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起源出发，分析了儒法两家法律思想各自的缺陷，及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治久安的影响，得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法律思想的必然性。     

儒法治国思想的异路与互补

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儒法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汉代和唐代两次高潮，逐步实现了双向互补，自汉以来，历代统治都深谙儒法两家间会通嫁接的真谛，奉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离开了儒法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略论先秦儒法功利思想的不同及其相关影响

儒家的功利思想趋向于价值性和伦理性,偏重于道德教化;法家的功利思想趋向于工具性和实用性,偏重于实践.由于儒家与法家的功利思想的趋向性与偏重不同,两家在功利思想的角度、内容以及求取功利的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荀子、韩非社会思想之比较

荀予是我国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儒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二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社会现实使他们要面临、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所以他们的思想所侧重的领域也就不同,这也形成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但二者的差异是次要的,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在人性恶、重教化;“礼”、“法”结合的社会控制思想;人治思想;社会变迁思想等几个方面。     

如何治理中国?——吕思勉对儒法政论的阐述

吕思勉虽以治古史为业,但他是在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演进轨迹,审视其中的基本症结,进而为革命寻求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在此关怀下,中国政治传统影响极大的儒、法二家学说便成为他持续关注的对象。他认为官僚及其后备军成为秦以后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特殊利益集团",许多政治问题皆与此相关。由此出发,儒家的政治主张主要源于对上古社会图景的追忆与改造,虽然充满理想性格,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践,特别是不能克服官僚集团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只能在社会伦理层面有助于化民成俗。与之相对,法家学说因具有对现实政治状况展开冷静分析的特征,所以能直指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基本症结,并提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因此,在维系政治的正常运作上,吕思勉认为法家之效反而高于儒家。如何充分洞察、借鉴儒、法二家的政治学说,对于理解中国古今政治运作,思考中国未来变革之道极为重要。     

儒法思想与中国法制研究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几千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和国人的思维模式。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而在法制上表现了儒家的思维模式。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对立而产生,并始终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秦的建立、兴盛和灭亡,秦的全部政治实践、法制实践都以法家思想为导向。随着朝代的更替,法制的衍进,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逐渐由对立走向了融合,共同指导中华法制。本文拟从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特点出发,进行比较,旨在探索两种思想的切合点及它们与中华封建法制的切合点,进而联系现代法制建设,为现代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先秦儒、墨、道、法教育哲学三题

儒、墨、道、法的思想是集哲学与教育于一体的，教育思想以坚固的哲学理论为其根基，哲学理论通过教育思想表达其浓厚的实践意愿，哲学与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哲学与教育是儒、墨、道、法思想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上方面，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很合理地把握儒、墨、道、法的教育思想各自的丰富性、完整性与特殊性。     

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之比较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强调审判和艺术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认为审病美和艺术无论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应受到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要求所制约。孔子奠定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在《乐记》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儒家的“乐与政通,乐通伦理”为宗旨的音乐美学思想被进一步普遍化,合理化,系统化。     

秦汉儒法之争与时间意识——张祥龙有关秦灭汉兴之际儒法思想的现象学审视

张祥龙关于儒法时间意识与秦灭汉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阐释已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张祥龙认为,秦汉儒法之争的根本在于时间意识:法家的时间侧重于现在时,而儒家的时间侧重于历史性;儒法不同的时间意识直接影响到了秦汉不同的权力传承方式,汉朝正是因为通过儒家对原初时间的把握解决了权力传承的问题。张祥龙以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密释学的方法还原人在历史中的实际生活经验而显现法家思想的根本缺陷和儒家哲理的关键意义,凸显了当代儒学在比较视域与跨文化诠释中的思想特质,为当代儒学的反省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思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