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农地非农化与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研究——一个整体性视角与政策组合

本文通过对城镇化和农地非农化的秩序进行理论分析，论证了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在农地非农化中失灵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地非农化中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根源，并提出了“市场＋政府＋民主协商制度”有机融合的准市场化配置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和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农地制度的同时，在城镇化中建立一个农地适度非农化和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的机制。     

农地非农化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农地损失

本文从资源经济学对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构建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效率的模型,并对我国1989-2003年间的农地非农化进行检验,发现该期间我国农地非农化在空间配置上存在效率损失,如果将中部地区14.24%和西部地区3.66%的农地非农化指标转移到东部地区,将能够达到全国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的效率最优。然而,上述结论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原配置的帕累托改善,而不是农地非农化的社会最优配置,因为最优配置还涉及其他方面效率的改善。所以,本文结论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农地资源存在过度非农化的情况下,对上述指标的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要的。     

中国城乡差距对农地违法非农化的影响

城乡差距对于农村土地利用特别是农地违法非农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城乡差距对农地违法非农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并运用1999—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乡差距扩大会导致农地违法非农化规模显著增长,尤其是随着财政支农支出占比的下降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扩大,农地违法非农化规模增幅明显。具体地,在省级层面,财政支农支出占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农地违法非农化规模会增加近25 hm ²;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每扩大10%,农地违法非农化规模也会增加约15 hm ²;而城乡土地产出效益差的扩大对农地违法非农化的影响则小得多。此外,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城乡差距变化对农地违法非农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有效遏制农地违法非农化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相关路径和建议。     

用经济手段抑制农地过度非农换

分析了农地非农化的内在影响因素,揭示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扭曲、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提出要抑制地方政府征地垄断行为就需消除政府价格扭曲和运用税收、收费等经济手段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以抑制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对策.     

城乡结合部农地非农转换价值感知研究──以西宁市郊区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城镇化发展农地非农化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利益得到广泛关注。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获取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户的价值感知,探索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困难与需求,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对西宁市郊区4个样本村204户农户随机入户调查,综合考虑空间位置、征地情况与开发类型等因素划分样本,就农户非农转换经济、社会保障、景观价值感知、非农意愿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转换价值感知总体方向一致,农地非农化对农民生活造成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农户感知非农转换造成收入来源减少和生活成本增加的经济压力,以及缺乏就业和保障的社会压力,同时农户感知农地非农化带来了整洁的居住环境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农户非农转换价值感知的差异性受人均耕地数量、种植结构、空间位置、土地开发方向、历时性的影响,一定程度影响了非农意愿;政府应当引导农地非农化有序的逐步推进,立足于农户的后顾生计,让农民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完善就业与生活保障体系。     

中国1986年至2006年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为探讨我国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本文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了1986年～2006年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达到68.07%;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化对来自经济发展的冲击响应强烈,且必然带动数量的急剧增加,而经济发展对来自耕地非农化数量的冲击响应微弱,耕地非农化资源消耗量的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因此,为协调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现既保经济又保耕地的目标,必须从城市土地内部挖潜,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先补后占”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作为主要途径。     

基于农户调查的东部沿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规模经营是促进农民增收与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利用东部沿海3省1市的323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了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状况、农户经济特征、外部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区域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强烈,61.0%的农户期待农地规模经营,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呈现由浙江、江苏、天津向山东递降的趋势;②户主就业类型、农地租赁行为、农业技术培训、通勤条件、农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规模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就业非农化程度越高、农地资源越为丰裕,农地规模经营意愿越弱;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完善的通勤条件,有助于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经营;已经发生农地租赁行为的农户,其农地规模经营意愿越强;③鉴于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与个体差异,分区、分类推进农地规模经营,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中央和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动力机制及其差异

农地转用审批是中国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控制农地非农化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中央和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00-2012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中央和地方农地转用审批动力机制差异。结果表明,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均受到经济和财政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作用,但中央和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的资源管控机制和目标导向机制差异明显。总体上,中央政府倾向于严格遵守国家农地管控规则进行审批,地方政府却具有应对管制规则扩大审批规模的倾向。较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更容易受到区域耕地资源禀赋、土地利用比较效益和财政支出、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动力还表现出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性。东部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动力因素差异最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不明显。今后,应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地转用审批上的分工合作,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审批权限,因地制宜地实施农地转用审批管理措施,促进农地转用制度发挥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2011-2015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经济新常态下技术创新正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引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要路径,识别其内在演化机理和规律关系到经济增长动力的长久转化。本文基于201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非农化和高级化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省际之间产业结构非农化、高级化水平差距较大,区域不均衡现象突出;（2）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非农化存在显著促进作用;（3）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积极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非对称信息下农地规模经营者的激励与监督

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关于我国农地规模经营者的激励与监督机制的定性分析框架和定量决策模型。通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模型均衡结果的分析,刻画了报酬契约最优激励因子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律、激励强度与监督成本的耦合机理及其对农地规模经营者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技术性结论。     

农户生计视角下农地流转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基于武汉城市圈典型农户调查

农户是农地流转最直观的感受者,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农户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计变化做出的主观评价,是农地流转绩效的终端评价。从农户生计视角研究农地流转绩效并诊断其障碍因子,对于改善流转绩效、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自然、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心理、政策7个维度构建满意度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武汉城市圈主要流转模式进行绩效评价和障碍因子诊断。结果表明:①整个研究区的流转绩效水平一般;②影响农地流转绩效最重要的因素是政策资本、自然资本和心理资本;③影响农地流转绩效的主要障碍因子依次为:对尊重个人流转意愿的满意度(PS_1)、对流转后农地质量变化的满意度(N_1)、对政府农地流转政策监管服务工作的满意度(PO_4)。可见,在推动农地流转过程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提高绩效水平,政府应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健全流转制度和流程,规范管理机制,防范流转土地的非粮化和非农化。     

镇域尺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又一项重要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在镇域尺度上通过对流转土地斑块景观特征的刻画,并运用主成分回归建立流转率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认识土地流转的景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研究区土地流转具有一定的规模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流转后土地有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并且东部乡镇的流转斑块在面积和形状上的差异普遍较大;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农民生活水平是影响土地流转发生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旅游产业也是影响流转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土地流转首先要考虑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积极开拓非农化就业渠道;而面对流转后土地的非农化趋势,要积极引导转入方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     

农地保障功能测度及其区域差异——基于浙、赣、桂三省506份农户调查

本研究从收入比较和支出比较的角度, 构建了两个指标综合测度农地保障功能的大小, 即来自农地的年纯收入与农户年总净收入之比和来自农地的年纯收入与农民的基本生活支出之比。对应性分析表明, 这两个指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浙、赣、桂三省506份农户调查问卷中, 农地保障功能相对作用较大和很大的只占16.6%, 83.4%的农户农地保障功能相对作用不大;农地基本生活保障缺额占82.6%, 足额只占17.4%。非参数检验表明, 农地保障功能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相关政策建议:现阶段应大力促进农户农业收入增加, 以提高土地保障功能;要充分认识农地保障功能存在区域差异这一现实背景, 因地制宜进行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基于基尼系数的中国重要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性分析

为对我国矿产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进行定量化的测度和比较,进一步明晰不同种类的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为政府进行差别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撑,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仑兹曲线相结合的方法,以矿种在省域空间的地均查明资源储量作为指标,对我国28种重要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按不均衡程度将28种矿产划分为4类,结论显示：总体上看,我国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均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有15种矿产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相对较高,而不均衡程度相对较低和极高的矿种较少,共6种,不均衡程度相对中等的矿种有7种。从矿类上看,3种能源矿产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都相对较高,金属矿产基本属于相对中等和相对较高,共有13种,所选取的10种非金属矿产在四种分类中均有,根据分析结论,进一步提出将矿种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作为矿产资源分类管理的空间要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由于我国的土地资源稀少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地向非农化转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更显现出了人多地少的冲突。在当今形势下,如何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我们要探究的课题。本文对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状开展了探究,也对总规划形势做出分析。为当代发展过程中存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的土地问题提供根据。     

基于邻近样本类别判断的不平衡数据分类算法

数据类间分布不均衡是不平衡数据集分类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为了克服类间分布的不均衡,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邻近样本类别判断的不平衡数据分类算法。首先,对待判定样本,计算它的k个最邻近样本,然后将待判定样本的类别指派到它的k个最邻近中的多数类。由于本文所提出的不平衡数据分类算法在类别决策时,只考虑少量的邻近样本的类别,而不是考虑所有的训练样本,因此可以较好地克服类间不平衡对少数类分类结果的影响。在客户流失数据集上的仿真实验充分证明了本文算法能较好地处理不平衡数据分类问题。     

基于双向拍卖模型的农地流转交易研究

在农地流转市场中,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是卖方,对农地有需求的组织或个人是买方,政府或中介服务机构可视作拍卖商.为模型化这种经济定价机制,建立了一个双向拍卖模型,首先买卖双方分别报价,然后拍卖商根据双方报价确定成交价格,最后在这一价格下完成交易.模型的均衡分析表明,双向拍卖机制能够实现事后帕累托效率改进.进一步,比较静态分析表明,需求、供给和制度因素对农地流转交易成功的概率有影响,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对农户利益关心程度来最大化农地流转交易成功的概率.     

基于熵理论的高新区发展不均衡度评价

本文从熵理论出发,把我国高新区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引入Theil不均衡指数,在高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定量评价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评价结果显示,在最初几年,我国各高新区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有较大改善,但从1998年开始,不平衡度又逐渐增加。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本文结合国外经验,就高新区的“二次创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十大难题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好势头,并且以良好的姿态步入21世纪。然而,由于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少矛盾,诸如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目益严重、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产业发展不均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矛盾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因此,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如下十大难题: 第一,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目前我     

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与社会损失研究——基于武汉城市圈的实证

我国的耕地保护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征地面积逐年增加,是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既要保证充足的建设用地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又要保证农地的质量和数量,维护生态平衡、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农地城市流转的决策过程应考虑各种外部性的影响,以达到社会均衡状态为目标。本文通过武汉城市圈的实证,计算农地城市流转的净外部性。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净外部性小于农地保有的外部性,导致社会的外部性损失,并且其结果与征地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为了减少农地流转带来的社会损失,控制土地供给的源头,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土地供应模式;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保障,严格对土地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和监管是切实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