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谋略、骂世心态与抗争立场:1930-1937年间左翼作家的杂文创作(中)

在1930-1937年间的左翼文艺报刊中,刊载骂世杂文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申报·自由谈》和《杂文》月刊。左翼作家笔下的杂文敢于针砭时弊、讽喻现实,他们通过充满"骨力"的杂文,将自身的愤怒转化为批评、讥嘲和讽刺,杂文是他们最得力的斗争武器,而其固有的批判性力量也在这一时期被充分发挥出来。     

游击谋略、骂世心态与抗争立场——1930-1937年间左翼作家的杂文创作(上)

在1930-1937年间的杂文中,左翼作家主要嘲骂了日帝、国民党、"右翼"文人和各种假恶丑的社会现象,也向读者传递了他们的批判立场、忧患意识、价值取向、抗争立场和民族国家关怀精神。左翼文艺界认为杂文的"辛辣"风格和"匕首"特性可以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也正是在这种近战过程中,左翼作家们的愤怒、失望和振奋、希望交织在一起,从而衍生出了这一时期杂文的游击谋略、骂世心态与抗争立场。     

底层叙事与民族认同:1930-1937年间的左翼小说

与晚清以来的革命小说相比,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在思想主题、题材选择、创作方法、叙述视角与情节建构等方面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突破了以往革命小说主要叙写知识分子悲欢离合的理路,注重书写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用深沉的反帝爱国思想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层透视替代了原来显明的斗争意图或政治说教,用严肃的使命意识和悲壮的献身精神替换了以往的浪漫情调和简单呐喊;仍然采用习见的压迫/反抗的叙事模式,但增加了人物的心理描写成分,并意识到了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因素和社会性质问题;通过叙述妇女的悲惨遭际和命运,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左翼小说的兴盛本身就是一股“激愤”思潮推动的结果,它传递了中华民族屈辱史背后沉重而急切的抗日情绪和民族意识.左翼作家们对天灾人祸尤其是日帝之害的厚重书写逐渐演变为一种结构左翼小说情节的叙述策略,并彰显了左翼小说的多元性和深邃感.     

政治情势与狂狷诗风:1930—1937年间的左翼诗歌(上)

1930—1937年间的左翼诗歌是"皈依"政治和现实的诗歌。左翼诗歌是乱世之悲乃至亡国之悲的直接抒发或隐喻表达,左翼诗人不仅表现了下层民众的苦难遭际和反抗意识,还彰显了他们心中的愤懑之情和先锋锐气。抗战激情的大爆发、民众民族情绪的全面提升和诗人对文学工具理性的强烈认同,令日趋式微的白话新诗重新焕发出了青春和激情。左翼诗歌中也充满了因民族国家危机的加重而衍生出来的忧患之思。     

政治情势与狂狷诗风：1930-1937年间的左翼诗歌（下）

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情势的急遽变化,推动1930-1937年间的左翼诗歌开启了新的抒情和叙事道路。出于对日寇的国恨家仇,左翼诗人很自然地把无能的国民党及其党羽推向了专制统治者和卖国贼的位置。左翼诗歌描述了无产阶级的生活之苦和生命之悲。在凄清绝望的时代氛围和战争阴影下,左翼诗人开辟了“诗歌大众化”和“抗战总动员”的文艺阵地。左翼诗歌依凭自身的狂狷之风和强力之美构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最为刚劲有力的诗风与品格。     

1930年代的“作家论”呈现的最初面目——胡风左翼文学批评的再认识(一)

胡风是1930年代在与鲁迅的直接联系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左翼文学批评家的.1934-1935年他写出《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两篇过万字的“作家论”,初显其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这里既有简单、幼稚的一面,也孕育着其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深刻”.     

平民立场下对女性良善的坚守——论葛水平小说的创作特色

葛水平的小说,从最初载于2004年《黄河》第一期的《甩鞭》《地气》稍显锋芒,到又陆续发表的《天殇》《狗狗狗》《喊山》等一系列作品和获得的殊荣,葛水平用她的真诚敲开了文坛的大门,以清新的姿态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一缕春风。底层生存的美学建构和雅俗共赏的民间叙事,使作品充满了民间文化特有的诗意想象。     

“最早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考论(1934-1937)

《译文》(1934-1937)是中国第一份专事外国文学翻译的期刊.它由鲁迅等左翼进步文人创办,历经了创刊、停刊、复刊、终刊的艰难过程.《译文》的翻译选材来源广泛,文学体裁多样,积极构建了现代中国的早期“世界文学”图景.在国民党严苛的出版审查下,《泽文》的译者群体采取灵活的方法,坚守了译作的反阶级压迫、反民族侵略的革命性办刊宗旨.在介绍优秀外国作品、传播进步思想、培育编译人才等方面,《泽文》做出了积极贡献.     

科学、健康与母职:民国时期的儿童健康比赛(1919-1937)

1919-1937年的儿童健康比赛最初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发起,其后奶粉商加入筹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华慈幼协济会推广下,比赛得以遍地开花.上述机构广泛运用科学概念定义儿童健康的意涵,并且倡议多种方法改善儿童健康.比赛所提倡的科学化儿童健康理念和知识,体现了时人对理想儿童与母职的想象.而在20世纪初中国的语境下,儿童健康比赛对母职的规训,反映出妇女家庭角色的变化.     

民本与民主的两难选择——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

《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近年来,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的资料选编、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一书,在内容和结构上,新意迭出,卓见纷呈。该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利用多种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1927年到1937年《大公报》诸多政治改良思潮,对《大公报》的政治言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大公报》的研究。     

个性的消失、回归与超越──对投奔解放区作家心态历程的解读(下)

留心何其芳、丁玲等投奔者们进入解放区后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一种深深的罪感。本文关注的不是诸作家艺术成就的高低得失,而是从他们的创作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获取一种包含着自我呼唤在内的启示意义,了解他们共同完成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从悲观主义向乐观主义转变的心理历程。     

茶社、酒楼与咖啡馆: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休闲生活(1927-1937)

引入“集体空间”概念,透过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三个主要的城市休闲消费场所,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如何通过休闲生活获得身份认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发现,这些城市休闲消费场所具有的“非日常性”餐饮消费功能被淡化,其作为一个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场所的功能逐渐凸显.一方面它们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内部不同亚群体的聚会场所从而不但具有半私密化特性,甚至具有了与某个群体相联结的象征意味;另一方面这些空间场所又因其为公共营业场所而具有开放性,使得不同知识群体都可将其作为活动据点.上海知识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占据、争夺、表述城市公共空间,使其兼具公共性与私密性的二重特点,建构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群体身份认同感.     

规范性、公平性与教育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体现的三重价值及其完善

针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入园不安全"及师资队伍流动性大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回应了这些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提出了强化政府主导,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确立了以保护儿童权利为核心、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立法理念.作为学前教育领域中的专门性法律,草案充分体现了规范性、公平性和教育性三重价值.基于深入研究与调研发现,草案还可以在适用范围、教师待遇、经费分担、幼小衔接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阅读与塑造:新中国的女性媒介形象(1949-1966年)——以《人民日报》为例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介通过对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勇敢争取婚姻自主的女性媒介形象的建构,对中国民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性别价值观教育。从阅读史的视角,分析全民阅读背景下,新中国读者对女性媒介形象的阅读和接受的过程,探讨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特点及其对新中国女性的社会化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影响。     

1949-2009:中国留学政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下)

出国留学政策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服从和服务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动以及中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判断.不同时期出国留学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其根据是该时期留学人员群体性活动的特定状态.出国留学人员及其所从事的留学活动是出国留学政策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状态是左右和影响出国留学政策形成的基本条件,出国留学活动的特点以及留学人员的生存状况是出国留学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及时和妥善解决出国留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出国留学政策调整的不间断性任务.建国60年来的出国留学活动经历了"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留学政策则经历了七次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战略性决策和调整,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和开展中外国际教育交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实事求是地审视出国留学政策和出国留学活动的历史演变,将对中国留学活动前景的预测和出国留学政策趋势的定位起到积极作用.在目前出国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且留学人才安全面临的威胁尚未根本消除的状态下,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必须在坚持"党管留学人才"原则的指导下,不断创新和完善出国留学政策体系.     

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女性主义批评PK现实主义标准——《简·爱》在中国的阐释(1986-1994)

1986-1994年间,<简·爱>在中国阐释的突出特点是以女性主义批评独领风骚,在阐释疯女人及小说后部某些情节的合理性,女性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批评视角激烈交锋.批评方法逐渐转向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论证也更深入,严谨.     

《桃花源记》与一文多选现象、多种文体特征及多重主旨解读(上)——基于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考察(1908-1921)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入选过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因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其教学功能多重、难易程度难定,才出现一文多选的现象;因其兼有多种文体的特征,所以编者们对其赋予过多种文体名称;又因为文本本身有多处"未定"点、作者具有多重性格而教科书编者又有各自不同的选文目的,所以又对其主旨作过多种阐释。     

《桃花源记》与一文多选现象、多种文体特征及多重主旨解读（下）——基于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考察(1938-1949)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清末民国期间入选过多套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因为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其教学功能多重、难易程度难定,才出现这种一文多选的现象;因为其兼有多种文体的特征,所以编者们对其赋予过多种文体名称;又因为文本本身有多处“未定”点、作者具有多重性格而教科书编者又有各自不同的选文目的,所以又对其主旨作过多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