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诗亦文的“赋”

中国的“赋”是一种新颖独特的文学形式。它发源于战国时期屈原、荀况的辞赋，以后一变而为铺采文的汉赋．再变而为抒情写志的魏晋赋，三变而为骈偶华丽的南北朝赋，四变而为韵散协和的唐宋赋。其演变过程．无不与当时的政治动向、学术思想以及文学潮流密切相连。从体裁、风格来看．骚体赋近于诗；经散体赋转变而为汉大赋．乃近于文；再经魏晋抒情赋转变而为南北朝骈赋，又近于诗；再经唐律赋转变而为宋以后的文赋．则又近于文。但究其实质，仍然非诗非文，只能以“辞赋”称之可耳！     

居延汉简考略

前言居延汉简之主要内容乃两汉官吏之文书及私人之书札,为研究两汉历史之第一手资料。1930年发现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北之黑城附近,其沉霾于地下巳二千年。自发现至今之三十三年中,从事考释者颇不乏人。简之数量甚多,其内容亦广;且文字非出一人手笔,书法书体极不一致:于隶书之中夹用篆体,或纯为草隶,其中别字以及当时之简化字(或误写)亦常有之;加以笔墨剥落模糊,简或残阙,故考释之书于简文之意义阐发尚未能尽,讹误亦不能免焉。     

士族兴于汉亡于唐原因刍论

士族政治源于西汉,形成于东汉,至东晋发展到高峰,在南北朝时趋于衰落,最后亡于唐末。在这段长达近九百年(公元25年—907年)的历史中,长期垄断了我国政治舞台,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自两汉至隋唐,政治舞台风风雨雨,变化莫测,然士族地主垄断、控制政治之局面,却从未改变。两汉至隋唐的政治斗争,表面以各政治集团的胜负为     

汉代大司马职官丛考

大司马一职两汉皆有,其位高权重,对汉代的政治制度具有重大影响。楚汉之争时已经有大司马职官,而非始于武帝时。两汉冠以“大司马”之名的职官有三种,即高级将领之大司马、加官之大司马和三公之大司马。其存在与演变反映了汉代大司马职官地位越来越高的演变趋势。汉代大司马与太尉曾相互易名、更改,其二者属官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的地方。在两汉时期出现的各种割据政权中亦存在大司马职官,且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     

南北朝时代列锦辞格的转型与发展

"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格,滥觞于两汉时代,魏晋时代趋向于稳定而渐成一种辞格.到南北朝时代,随着文学的发展,列锦辞格与两汉魏晋时代相比出现了明显的继承之中有转型、继承之中有发展的趋势.明显有转型的情况有三种,明显趋近于后代典型列锦模式的辞例日益增多,从而最终为初唐列锦新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弼注经文风略论

正始学者对两汉章句之体进行革易,出现了《论语集解》等新的注经文体。在正始学风影响下,王弼打破两汉经学的繁琐破碎,其注经文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王弼注经文的特色为:圆融会通、灵活多变;长于思辨、致有理统;辞藻高丽、清通简要。王弼注经文风对魏晋注经文体、南北朝义疏体及魏晋名士清谈都有所影响。     

女真与奴隶制——“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九

女真世居“白山黑水”间(《金史·世纪》),其源颇为古远,先奏之“肃慎”,两汉之“挹娄”,南北朝之“勿吉”,随唐之“靺鞨”,都是这个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号。 靺鞨分部本多,唐初,惟粟末靺鞨、黑水靺鞨见诸史册,其余诸部则湮没无闻。五代时,粟末靺鞨所建立之渤海国为契丹所灭,黑水靺鞨亦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金史·世纪》)也就是说,只是到了十世纪前期黑水靺鞨为契丹人所役属时,这个族才以“女真”之名(后避辽兴宗宗真讳,改称“女直”)见称于世。     

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

中古时期人们十分重视"文学"教育,"戒子"、"家戒"一类文章多有文学传统教育之内容.家族对文学"早慧"者多有关注,为之延誉并刻意培养,这种关注有的是舅家来实施的.家族对儿童文学才华的培养,其目的就是"成门户",于是南北朝的"家学"、家族文学传统都比较盛行.     

从《全唐诗》的考察看盛唐“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

列锦辞格渊源于汉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演进到初唐时在结构形式上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至盛唐时代,则又踵继有了新发展。与两汉魏晋以及南北朝、初唐时代相比,有三个不同的发展特点。     

【迁移训练】(六)

一、认真阅读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完成l－8题。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覆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文之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篡,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钻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刚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先,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其将安近？及世之太,人之子孙者,一欲褒…     

阮籍五言诗诗题考辨

汉魏两晋之诗人作诗之时并不曾自拟诗题,其诗题均为后人“用诗”时所加,多数诗题盖至入选《文选》而定于一尊。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最初也是没有诗题的,《陈留》是对阮诗的最早称谓。最初“咏怀”一题之于阮诗不过是指其中一类而已,后唐人作《晋书》以偏代全,遂成为阮诗的总题。《豪杰诗》并不是今本《咏怀诗》中的某一首或几首,属佚诗无疑。     

颜延之注阮籍诗“怯言其志”辨

有人把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语误为颜延之注者。《诗品》称颜延之注阮籍《咏怀诗》"怯言其志","怯言",或指颜延之怕说错及有所穿凿而不言,或指颜延之身处易代之际不敢言不愿言。沈约之注则借释典故说出阮诗之"意"。把阮籍诗作与时事附会起来讲,始作俑者是注《文选》之"五臣"。阮籍当年事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作诗,我们亦当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来解诗。     

阮籍《咏怀诗》的飞鸟意象

魏晋时期诗人阮籍的《咏怀诗》因其意旨隐晦遥深而历来注解众多,但解读阮籍诗歌不能绕开他曲折抒发心志而大量使用的兴寄意象。飞鸟作为组诗中较为突出的意象类型引人注目,透过飞鸟意象可以深入管窥阮籍的复杂心态和精神活动,了解诗人身处魏晋易代之际的伤时忧世的情怀。     

阮籍《咏怀诗》新解——诗中意象的运用

阮籍是魏晋易代之际的诗人,他的《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其组诗中有体系庞大,纷繁复杂的意象系统。这类意象多从《诗经》、《离骚》、建安文人诗、魏晋游仙诗中汲取营养,再经过阮籍独特的艺术加工与创新,才得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文人化、个性化的品格。     

读阮籍诗札记三则

阮籍《咏怀诗》其六也咏萧何事；《咏怀诗》其三十八、三十九正是《豪杰诗》；《咏怀诗》其六十二、七十九乃吊嵇康之诗。     

宋人刘敏求诗歌辑考

诗人刘敏求生活于两宋之交,曾因黄庭坚称赏而知名,《宋诗纪事》误定其为宋末人,《全宋诗》未录其诗歌,亦不见于《全宋诗》诸家补遗之作,然《泰和县志》存其诗18首。     

试论阮籍人与诗的合一

《咏怀诗》主要创作于阮籍出仕司马氏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随波逐流而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力图用一种以狂与慎为特点的行为方式树立自己的方外形象,藉此曲饰人生的难堪。诗歌是阮籍自我压抑中的独吟,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深受其人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曲饰性。这种人与诗合一的文学创作成为作者的生命需要,又融入他的哲学思考,是非常个人化的,体现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试论阮籍对魏晋游仙诗诗境的拓展

阮籍的诗虽没有用“游仙”名篇,但在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里有不少篇章写到了求仙访道、逍遥遗世的内容。阮籍所吟咏的“仙人”属于另一个精神系统,隐喻那些企图摆脱儒家虚伪“名教”罗网,追求清净无为、超然物外的“大人”、“至人”;阮籍向往的神仙境界则是人格精神绝对自由的庄玄理想世界。他的这些诗具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和时空的厚重感。     

略论阮籍的独立人格

阮籍是魏晋时期标举和张扬独立人格的代表人物。由于当时身处险境,他对独立人格的坚持采取了一种比较独特、策略、巧妙同时也比较复杂的方式,主要有朝隐、“文多隐避”、肆行包括饮酒在内的放诞不羁行为等。阮籍对独立人格的维护和坚持,在魏晋时期成为一面旗帜,对当时文人思想的启蒙,对冲破西汉以来形成的儒家伦理道德狭小的精神领地,对高扬人的主体精神,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规柳宗元 桀骜有奇气——谢翱的游记探析

谢翱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人品、诗品俱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谢翱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文天祥,而与谢枋得并列,号称“南宋二谢”。他生前著述颇丰,惜大部今已散佚,存者仅十余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其《唏发集》十卷、《唏发遗集》二卷、《唏发遗集补》一卷及附录。谢翱的游记散文在寄情山水的同时,往往流露出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和对元朝统治者的愤慨;在艺术上接近柳宗元,长于叙事,言简意丰,风格峭劲崭拔,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