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龚自珍的社会思想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清著名社会思想家。龚自珍著作很多,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龚自珍全集》是目前最为完备的龚自珍的著作汇集。其中收录了有关龚自珍社会思想的多篇著作如：《乙丙之际著议》、《农宗》、《古史钩沉录》、《明良论》、《平均篇》、《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本文试图对龚自珍的上述著作中的社会思想作一粗浅的分析。龚自珍社会思想的中心是社会批判与社会改革,但其理论基础则是其独到的社会起源论和社会变迁论。（一）龚自珍的社会起源论人类社会是怎样产生形成的？这是…     

关于周景王铸大钱

《国语·周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周固赢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民以佐灾,无乃不可乎?”单穆公主张“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     

余子俊督筑延绥边墙的几个问题

一、督修时间位于今陕西北部地区的延绥边墙,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边墙最初是由余子俊主持修筑的。关于余子俊督筑延绥边墙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明史·兵志》说,始筑于成化七年,《皇明九边考》卷七记载,筑于成化八年。甚至同一书中也有不同记载,如《榆林府志》卷廿六记此事在成化九年,而卷九却记为成化十年闰六月。诸说皆不够准确。督筑时间应当在成化十年上半年,竣工之时早于同年闰六月。《明通鉴》载:“宪宗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筑边墙成,上其     

屈原流放汉北考

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包括郧襄一带。在离开郢都即将踏上流放汉北之路时,即怀王十六年,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即怀王十七年,他创作了《抽思》。     

《旧唐书》唐武宗生日辩误

《旧唐书》卷１８上《武宗纪》载：“（武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东宫。”而王溥《唐会要》卷２《帝号下》载武宗：“元和九年甲午岁六月十一日生于东宫。”文下小注曰：“以其日为庆阳节。”因此,两书记载有歧异。而据武宗会昌年间居住在长安的日本僧人园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则有三处涉及武宗生日的记载。《行记》卷３：“（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今上降诞日,於内里设斋。”“（会昌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德阳日,大内降诞降斋。”同书卷４：“（会昌三年）十一日,今上德阳日,内里设斋,两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论义。”唐代…     

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钱钟书不仅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九四一年他发表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轰动了文坛.四六年六月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同年,脍炙人口的长篇小立《围城》在《文艺复     

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于维新图强,下诏求通达中外能用时用之士.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瑞荣上疏力言过去教育之道未尽,以致人才匮乏,提出在京都设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析》中重申此议.同年六月光绪下《明定国事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旋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许景澄、于韪良分任中、西堂总     

两《唐书》纠谬三则

《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载：贞观三年十二月“癸丑，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戌阵者各立一寺”。《新唐书·太宗本纪》作“润十二月癸丑”。案十二月丁卯朔，无“癸丑”，而润月有之，为润十二月十七日，《旧唐书·太宗本纪》误。《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贞观五年秋八月“戊申(二十一日)，初令天下诏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则云：十二月“丁亥(二日)，诏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案《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五年八月条载：“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在十二月…     

《龙吟阁秘本琴谱》研究

“中州派”琴人王封采在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与崔应阶琴曲相酬于豫楚之间,并编纂《龙吟阁秘本琴谱》。该琴谱指法多抄自《万峰阁指法秘笺》,但部分指法更详细、易懂,指法理论主要为“圆实论”“走弦论”;书中琴论虽多为抄录,但提出了“谐律说”“悦己论”等核心思想,并在“伪断纹”“古琴阴阳材”等琴制方面有新的内容。随着清代琴人群体的扩大化,特别是像王封采这样的民间琴人增多,其琴谱编写理念趋于实用,琴学理论更加简洁。     

《春秋公羊传》的核心思想与流传过程诸论

《春秋公羊传》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典籍,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当是先秦至西汉初的公羊氏子孙及沈子等一批儒生,成书年代当由口耳相传,至汉景帝初年写成定书;流传过程乃成书后,经与《谷梁传》《左传》的地位论战,两败俱伤,渐至衰微,至清代重受重视;其特点是重在释经（以《春秋》为经）,对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产...     

西湖的魅力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两首诗描写了六月西湖在晴雨之时的奇特景象。其实西湖多姿多彩,魅力四射,成为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下面两首描写西湖的诗又是怎么表现了它的美的呢？     

“冯铨窃毁《明熹宗实录》说”质疑

今传《明熹宗实录》缺少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部分。清代旧传,此为顺治初年阁臣冯铨所窃毁,以抹消不利于己的证据。学者多采信此说并以此说成立的客观条件为重点,进一步辨析对冯铨不利的事实,必与天启时期依附魏忠贤有关。据《明熹宗实录》现存其他对冯不利的内容,可知被毁信息应更直白地反映冯铨附魏。《国榷》作者谈迁不可能得见《熹宗实录》全本,故不能由《国榷》所载反推《熹宗实录》的阙文。据阙文对应时段内的重要言论、事件,可知天启四年存在对冯不利的事实,但当时与此后并无直接指斥冯氏此间行为的奏疏或记载,而七年六月,连不利事实亦不存在。所以,现存《明熹宗实录》阙文,应无使窃毁动机成立的文字内容,冯铨窃毁说不仅来源可疑,更没有可靠的客观成立条件。     

曹植《赠王粲》作年新辨 ——兼论与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的赠答关系

对于曹植《赠王粲》的作年确定,历来莫衷一是,争议主要集中在王粲"拜侍中"前后.通过分析字句内容、思想内涵等,《赠王粲》应是拟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而作.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相比"拜侍中后","拜侍中前"说更符合史实、诗实与情理.在对建安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曹植、王粲的事迹进行对比排除后,可将《赠王粲》诗的作年进一步...     

经典更需创新——《现代汉语词典》读后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词典》)自从1978年出了第一版后,至今二十一年过去了。一部由汉语界的泰斗吕叔湘、丁树声两位先生先后领衔,拥有世界上应用人口最多的汉语词典,无疑对汉语的规范化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发展以及汉语本身的普及与推广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是汉语史上一座丰碑。二十一年来大、中、小学学生从书中吸吮乳汁,茁壮成长;多少读者在人生的旅途中把《词典》当作座右铭,放在自己的案头,一遇疑惑,就找这位特殊的“良师益良”请教。无可置疑,这部由近百位学者呕心呖血编写而成的好书,对中华文明是立过汗马功劳的。这一点,社会自有公论:《词典》于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科学成果奖,荣获     

《水经注》校勘一议

前人校勘《水经注》成果甚巨,然其中亦有不当之处.这里,仅就《江水》篇中的一处校勘提出管见,刍荛之议,还请方家指正.先看王国维校《水经注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中的有关文字:     

《旧唐书》纠谬二则

1 《旧唐书》卷 1《高祖本纪》载 :武德“七年春正月己酉 ,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 ,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 ,新罗王金真为乐浪郡王。”《资治通鉴》卷 190武德七年二月条载 :二月“丁未 ,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 ;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 ,新罗王金真为乐浪郡王。”查武德七年正月壬申朔 ,故是月无“己酉”。二月丁未即二月七日 ,与《唐会要》卷 95所载略同。故当以《资治通鉴》所载为是。2 《旧唐书》卷 2《太宗本纪》载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 ,皇子治生 ,宴五品以上 ,赐天下是日生者粟。”《新唐书》卷 2《太宗…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论唐代谱学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郑氏的这个结论是他在通观了从汉至宋谱牒之学发展的整个状况后得出来的。今考《隋书·经籍志》著录,从汉初所得《世本》至《齐永元中表簿》,通计已亡姓氏之书,共50部,1277卷;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一代的姓氏之书即有61部,922卷,可证郑氏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郑氏只是说出了谱学至唐有了极盛发展的这个现象,并未对其作进一步     

我校新闻系毕业论文改革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3月18日下午,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毕业设计答辩如期举行,这是四川省28个拥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中第一次以毕业设计代替毕业论文的尝试,引起了《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教育导报》等媒体高度关注,其报道被新浪网、新民网等多家网站转载,并引起新闻教育界反响和热议。     

绍兴九年王伦出使使职考——兼论南宋初年“两宫”含义的演变

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正月,王伦出使金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王伦传》等书记载王伦此次出使使职为迎请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宋会要辑稿》《宋史·高宗本纪》等书所载王伦出使所带使职为迎请梓宫、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成书年代均早于《宋会要辑稿》及《宋史》。且当宋徽宗逝世后,宋人眼中的"两宫"意指宋钦宗及韦后。宋高宗为应对反对和议的呼声,曾多次在人前表态自己屈己议和是为迎回梓宫、宋钦宗、皇太后,为自己屈辱的和议披上道德的外衣,这不仅使南宋朝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呼声越来越小,还直接推动了南宋朝廷忙碌于迎接"两宫"的工作。故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记载的"两宫"贴近历史事实,它不仅反映出王伦出使时的真实使职,也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