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要汉文西夏史料解题

宋代是汉文西夏文献的创编时期,主要包括三种文献类型。第一种是专书文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专门记述西夏事的文献,如《西夏须知》、《夏国枢要》等,另一种是以记述宋夏关系为主的文献,如《西行录》、《永乐客话》等。第二种是专题文献,以西夏专题的形式出现在宋人编著的一些历史文献中,这些专题专记宋夏之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如《宋大诏令集·政事门·四裔》部分有《西夏》专题,专录宋降于夏的各种诏令,《东都事略·西夏传》部分,专讲西夏历史沿革。第三种是散见文献,多见于宋人编修的史籍和笔记中,如《长编》中有非常丰富的西夏史料,《东轩笔录》、《儒林公议》中也杂有不少西夏史料。还有一批西夏文献以单篇文章的形式散见于宋人文集中,多为宋夏用兵之际,宋朝臣上奏的各种与西夏有关的奏议,或者是宋臣奉皇帝之命撰写的晓谕西夏的文章。宋人文集中还有很多反映宋夏战事的诗歌,这批诗歌也可以作为研究宋夏关系的重要材料来利用。     

北宋王伦起义

北宋对外的种族战争从开国以来一直进行不息。拋开契丹(后称辽)不谈,宋廷和西夏的军事和外交关系,历真宗、仁宗、神宗三朝,一直都很紧张。西夏国主李元吴经常强兵压境,宋廷虽先后起用夏竦、范雍、范仲淹、韩琦等著名将帅,但也不曾收复广大失陷的土地。到了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廷终于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与西夏达成协议;由宋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岁赠大量银绮绢茶等物,军事上才算告一段落。然而宋夏之间断续的战争足足经过十年之久。宋廷在作战期间,军需浩大,向人民征(?)频繁,而公役的苛重尤使当时人民备尝说不尽的苦累。一方面国內贫富悬     

西夏与回鹘贸易关系考

本文以传世文献记载为基本线索,结合新疆、敦煌及内蒙古黑水城等地的考古资料,分析了西夏与回鹘间的贸易关系.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受宋夏矛盾的制约,西夏与回鹘的贸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到了南宋时期,宋夏矛盾消亡,西夏推行了多项优惠的贸易政策,加之天盛年间国力强盛,西夏与回鹘间的商业贸易和贡使贸易显现出繁荣的趋势.     

略论固原博物馆馆藏西夏文物

宋夏对峙时期,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是北宋在宁夏军事防御前沿地带设置的一级军政合一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战争并没有将双方的各种交流彻底隔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仍有过充分地交流,有不少遗物传世。固原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就有一些较为珍贵的西夏文物,主要包括西夏铜牌、各类印鉴、西夏瓷扁壶等,它们是宋夏对峙时期留在镇戎军境内的文化遗存,体现了西夏历史时期各类文化的形成背景与历史特点。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士大夫精神品格的形成及其文学呈现

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宋始终处在和辽、金、西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中,而与西夏之间的争战则是北宋民族关系的主线和主要矛盾。百年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士大夫文人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并在诗词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本文以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作为研究媒介,探讨宋夏战争对北宋文学风貌的深刻影响。     

北宋乡兵述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地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军事中坚力量。     

辽、夏、金的建立与宋辽、宋夏、宋金的和战

2005年高考《考试大纲》中的"考试范围"有关"辽、夏、金的建立与宋辽、宋夏、宋金的和战"规定如下:(3)辽、西夏的建立和宋辽、宋夏的和战契丹的兴起和建国宋辽的和战西夏的建立宋夏的和战(4)金的建立和宋金的和战金的建立辽和北宋的灭亡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以上子目与现行高中统一教材《中国古代史》(选修)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的子目完全一致。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是中国古代史上复杂的内容之     

论宋辽夏鼎立与宋夏和战的关系

北宋时期 ,宋、辽、西夏三政权长期并立。西夏的国土、人口、耕地 ,远不及北宋与辽朝 ,但西夏政权却长期存在 ,并与北宋、辽朝相抗衡。其主要原因 ,在于当时北宋与辽朝南北对峙 ,西夏成为维系宋辽间平衡的砝码 ,也因此形成了并非势均力敌的三国鼎立局面。这种三国鼎立局面 ,又成为影响宋夏和战的关键因素。     

从宋夏攻守之势的变化看韩范的攻守之争

宋承五代纷乱之局,“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专横,独夷狄为可恶”1。在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期间,为中国患者,先后有辽夏金元四国。北宋虽然为新兴的金国灭亡,但实际困扰宋室最久、削弱中国最甚者则为西夏。西夏自李继迁倡乱,侵扰日甚,叛服无常。宋廷旨在招纳怀柔,一再予以优容。及元昊僭号称帝,仁宗下诏征讨,双方开始长期处于敌国地位。宋夏战争时断时续,几乎与北宋王朝相始终,给北宋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所要探讨的宋夏攻守之势的变化仅限于从北宋建国至宋仁宗时两国攻守之势的变化)。在宋夏的长期战争中,攻守之势不断发生变化,北宋对西夏时…     

宋夏战争对北宋士人精神及文化心态的影响

北宋一朝,始终处于辽、金、西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中,而与西夏间的冲突是边患的主要矛盾。宋代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激发士人积极进取、革新政治的精神,与之相应的文化心态也发生变化,表现为以道自任精神的复活,人格精神的重新确立,这对整个宋代的士风、学术建构、文学创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以宋夏战争作为研究媒介,探讨宋夏战争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影响。     

“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

“以夷制夷”策略在西汉前期就已提出。因受国力限制,未将其付诸大的实践;汉武帝时至西汉后期将其付诸实践;到了东汉,属大规模运用阶段。究其缘由：一是在征兵制下,内郡人民到边境“屯戍一岁”,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二是,就地“以夷制夷”。无远征之劳;三是东汉政权“罢边郡亭候吏卒”后,制“夷”多依赖“夷兵”;此外,周边诸“夷”中以及“夷”之内部恰恰有永远可以利用的力量和长处、矛盾和弱点。因此,“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便是符合规律之事。     

桓温伐成汉考述

东晋永和二年十一月,经过对荆州一年多有效治理,桓温开始西征成汉。桓温伐蜀,从属于其北伐战略,是他平胡灭蜀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定蜀前后,桓温表现出非凡英略和吏治才干。成汉的平定,推动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演进,对桓温本人及其家族产生了相当影响。     

从符号的角度分析韩非对《老子》的解读

韩非巧妙利用了汉语多义的特性,有意混淆道德与利得、态势与权势、正义与适宜等概念.一方面利用老子的宇宙之道贬低仁学现实主义的人世之道;另一方面,对“道”进行为我所用的阐释,将理作为道的说明依据,以形名之计使得法、术成为遵循宇宙之道的大法,使法、术、势成为法家的三驾马车.     

汉长城预警体系研究

汉长城是一个集预警系统、驻军系统、屯田系统、后勤保障系统、邮传系统为一体的综合性防御体系。然而由于其防御对象——匈奴骑兵超强的机动性、灵活性,汉长城防御体系中预警系统的地位骤然上升,因为尽早发现匈奴人之动向,并做好防御准备是减少损失的最佳方法。汉长城预警体系的隶属关系为郡、都尉、候、部、燧;预警方式有战略预警与战术预警两个层次。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

东汉末年,曹操利用袁绍的失误,抢先奉迎汉献帝于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正确运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为官渡之战的胜利和统一北中国创造了一些良好的政治、外交条件。与此同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增长,限制了曹操集团的发展,曹操也逐渐放弃了这一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人谋”的重要表现与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曹操的个人素质与曹操集团的综合实力。     

拷问灵魂:韩少功小说的一个主题

韩少功的小说创作虽然形式与风格多变,但拷问灵魂一直是其创作的主题。文章就从创作方法、人物塑造以及叙事策略等三个方面分析其小说主题的深化演进的过程。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

满族统治者定鼎中原后,为保持本民族的优势地位,将其在关外创立的八旗制度与中原儒家伦理观照下的传统制度体系相铆合,采取了“旗、民分治”的统治策略,在旗、民的居住、交产、婚姻、司法、职业、教育及社会控制等各个方面构筑了严密的藩篱和经界。然而,这些措施的推行从一开始就与统治者的初衷相悖,且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各地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却在分治中日渐加速,这一状况在聚居八旗人口近全国半数的八旗“大本营”—北京体现得尤为明显。     

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擒庞涓》新论

银雀山汉简再现了“桂陵之战”的全部作战过程。汉简对孙膑在桂陵之战前期铺垫部分的描述,当今学者少有论及。这两部分一是齐魏两军对峙,孙膑结阵“伐交”,威慑敌人;二是南下平陵,孙膑巧用“诡道”,以谋运兵。这两部分是“围魏救赵”的重要铺垫,充分反映了孙膑超群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精深的用兵计策。     

论鲍罗廷帮助武汉政府摆脱困境的策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导致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围困武汉政府。共产国际全力帮助武汉政府摆脱困境,其代表鲍罗廷提出了一系列对策。经济上,提出“战略退却”策略;军事上,全力支持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政治上,主张在武汉国民政府占领区内实行土地革命。上述对策,有的收到了一些成效,有的则由于他们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认识上出现偏颇,无法付诸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