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看《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及其影响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春秋时期《诗经》的流传特征进行了分析。春秋时期是《诗经》广泛传播的时代,它的传播活动主要通过宴会演奏、学校讲授、赋诗言志、言语引诗和著述引诗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呈现出以口头传播为主、传播区域广泛、传播带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取向的特点,从而对后世尤其是汉代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学风与《诗经》传授

<诗>学发展至汉初,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流派,即鲁、齐、韩、毛四家诗.这种分化的出现有诸多原因,既有<诗>学传承的内部因素,又有焚<诗>禁语的外部因素.四家诗在汉代不断发展变化,各家内部又不断分化出新的诗派,形成了一祖数宗现象.本文结合汉代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经>的传授系统以及汉代整体的学术动态来探讨汉代<诗>学发展变化的原因.     

《诗经》学与诗学之关系

《诗经》既是一部诗歌总集,又是被统治阶级奉为"经"的典籍,致使《诗经》学与诗学有着复杂的联系。追踪溯源,诗学脱胎于《诗经》学母体之中,自魏晋"文学自觉"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以后,诗学才真正脱离《诗经》学,开始独立的发展,二者既相互影响,又沿着不同的脉络继续发展。     

汉赋题材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题材以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为主。汉赋取材的这种特点,明显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了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孔子《诗经》诗学观管窥

孔子的《诗经》诗学观,集中反映在《论语》之中。孔子对《诗经》整理、选删的思想原则标准、对《诗经》外交政务交际功能、对《诗经》诸种教化功能,都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学习、研究和把握孔子《诗经》诗学观,并使之传承光大。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

对汉代《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从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相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否定性的评价。针对这一倾向,笔者认为,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中,必须坚持这样的理路与方法,即突破经学与文学、政治与教化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以＂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的立场,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充分肯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作为一种《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并在中西诗学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以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和内涵。     

汉赋写作技法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在写作技法上,表现出夸饰、用史、杂说、谶纬衍文和模拟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诗经》与当代文学

文章梳理了《诗经》对当代文学评论、诗歌、小说创作的多方面影响，从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典文学对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文、景时期、积极进取，逼黄老思想退位；武、昭、宣时期，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元、成、哀、平时期，成为治国主导思想；进入东汉以后，又让位于《孝经》，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文、景、武、昭、宣时期，《鲁诗》学盛行；元、成、哀、平时期，《齐诗》学超乎其上，东汉《毛诗》学兴盛，《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与政治关系的远近，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潘克溥《诗经说铃》透射出的诗学思想

清人潘克溥编《诗经说铃》犹如一部＂诗义大全＂。首次立论＂诗教肇于唐虞之世＂;发明诗旨,强调诗教;从＂诗无达诂＂的思想出发,汇集了汉代《诗序》以来至清代嘉道年间前贤时修说《诗》的思想言论,分类胪列为＂正说＂、＂辅说＂、＂汇说＂、＂异说＂、＂附说＂,在这些分类取舍之间透射出个人的诗学思想。     

谈《诗经》与《楚辞》爱情描写之异同

从三个方面论述《诗经》与《楚辞》爱情描写之异同：一是关于爱情婚姻观念的异同；二是对爱情婚姻心理描写方法的异同；三是《诗经》与《楚辞》描写爱情婚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之异同。     

新中国前十七年《诗经》研究的得与失

新中国的《诗经》研究,是“五四”开始的现代诗经学的继续,前十七年的发展过程是由兴旺到逐渐封冻,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严重的失误。     

《诗经》的“怨刺”及其发展

中国的诗学理论中,较为注重诗歌的“怨刺”作用,《诗经》具有开创之功,孔子论诗提出了著名的“诗可以怨”的观点。这一重要思想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诗经》分类与《诗经》的文学阐释——以许啸天《分类诗经》为例

该文就不同《诗经》分类形式的具体内容和分类依据作了一定的整理和概括,以《诗经》现代分类(以《分类诗经》作代表)为突破点,对《诗经》的文学阐释表达几点想法。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诗》《礼》相解与《诗经》诠释

“《诗》《礼》相解”是王安石提出的重要诗学观念,早已引起学界注意,但对于此观念与王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袁枚对《诗经》的文学诠释围绕其诗学核心范畴性灵而展开。他认为《诗经》都是“直写怀抱”的性灵之作,肯定其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指出《诗经》风格多样乃是因为诗人性情多样,否定《诗经》皆“关系人伦日用”之说;反对多附会、以琐屑为功的考据说《诗》与脱离文本说《诗》,发展孟子“以意逆志”和提出“歌”以悟《诗》的接受原则与方法。     

从儒家的乐声之分看《诗经》中的郑卫之诗

关于《诗经》中的郑风、卫风之诗，历来学争论不休，有些认为不适合孔子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诗学观点，有些虽然认为这些诗不属于孔子的批判范畴，也多是采取含糊的说法，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问题其实是对于古代儒家的乐声关系理解不清晰所致。简单地认为乐和声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称，没有真正理解孔子对于二之间关系的阐释。     

关于《诗经》研究的一些浅见－《诗经通译新诠》商兑

黄典诚教授《诗经通译新诠》，在《诗经》的普及与研究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力甚深的新，此本着《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神，从对《诗经》原的校勘，句读，章句的分析等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依据，与黄典诚教授商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