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小考——兼论生祠书院

雍正帝于元年九月发布了著名的“改生祠书院为义学”的上谕。如何解读这条上谕,学术界存在“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和“改生祠、书院为义学”的分歧,这种分歧进而影响到我们对雍正朝乃至整个清代书院政策、教育政策的理解。基于唐宋至明清对现任官立碑建祠的规定和清初至雍正前期书院政策的梳理,并结合清朝书院发展实际状况,我们认为：雍正元年发布的“改生祠书院为义学”的上谕,针对的基本是生祠,即现任官自立的“生祠书院”。意旨即把“生祠书院”改为义学,反映了雍正帝“崇实黜虚”的执政理念。     

丁巳《复辟登极诏》是不是康有为拟定或修改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博仪登极，宣布复辟，并颁布了《复辟登极诏》。关于这份诏书的拟稿人是不是康有为，或者是不是经过康有为修改，史料记载很不一致。综合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说法：第一种：康有为拟稿说。1917年7月1日，复辟派“拥博仪出，宣告复辟……同日颁布上谕甚多……所发布《复辟登极诏》，则出于康有为手笔”①。第二种：非康有为所拟但经康修改说。此说又有两种不同记载：1．“闻此谕稿出自万绳拭、胡嗣援两秘书之手，经康圣人笔削，始发表”②，即先由万绳拭、胡嗣援两人拟稿，然后交给康有为修改。2．“此项伪谕…     

光绪皇帝关于签署《马关条约》的朱谕

朱谕是清帝颁发的谕旨。一种是皇帝亲自用朱笔书写;另一种由大学士草拟颁发各部院衙门的上谕,奏呈皇帝同意后,用朱笔誊录于折上。然后,传该衙门官员亲领。按照清朝的制度,官员奉谕承办后,要将朱谕缴还宫中。这道朱谕是光绪皇帝批准签署《马关条约》后发下的,由大学士誊录。在这道朱谕中,光绪皇帝总结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失败的原因,要求君臣同心改革以图自强。此后不久,戊戌维新开始。光绪皇帝关于签署《马关条约》的朱谕@王澈     

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跴曲烧酒史料(下)

河南巡抚尹会一为奉谕复陈办理陈曲事奏折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河南巡抚臣尹会一谨奏,为钦奉上谕据实复奏事。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户部咨开,钦奉上谕:本年夏间,江苏巡抚杨永斌奏称,禁止跴曲一事,臣已委员协同查禁,其造曲器具分别封贮、拆毁,所有未奉上谕禁止以前已经     

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史料(下)

大学士张廷玉等议复陕西巡抚硕色荐博学鸿词事题本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总理事务·经筵讲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户尚书事加七级臣张廷玉等谨题,为钦奉上谕事。吏科抄出陕西巡抚硕色等题前事内开:据西安布政使司布政使程仁圻、署按察司督粮道席雍呈,蒙督抚两部院案验,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准吏部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内阁抄出奉上谕<“国家久道化成”至“特谕”一段,即雍正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谕,故略——编选者注。>钦此。为此,合咨前去。钦遵查照施行。等因。到部院行司。蒙此。又蒙督抚两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

对于整饬民风习俗，清统治者是非常重视的，如雍正十三年十一月颁严禁博戏、 斗狠、屠牛上谕：“民间恶习，无过于博戏，有或陷溺于其中，则子弟欺其父兄、奴 仆背其家主，逃亡、盗贼之源，鲜不由此。”随后又颁命丧葬循礼上谕：“况当哀痛 迫切之时，而顾聚集亲朋饮酒、演剧，相习成风，恬不知怪，非惟于礼不合，抑亦 于情何忍。”乾隆帝即位不久，亦颁严治四恶（盗贼、赌博、打架、娼妓）上谕： “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 者，莫大于此。”而各地各级官吏秉承旨意，对各地陋习颓俗加意…     

“上谕”:清代独有的圣旨

<正>中国古代皇帝或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类皇命公文总称诏令文书,民间俗称圣旨。清代,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君主专制前所未有,展示和象征皇权的诏令文书最为完备,除沿袭历代传承的制、诏、诰、敕外,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和适应国情需要,又增加了谕和旨。凡皇帝主动颁发的为"谕",回覆大臣奏请而颁发的为"旨"。回覆大臣奏请的旨,因问题涉及面较宽,需要颁发有关衙门遵办的,也称为"谕"。无论是谕抑或是旨,均是皇上下达的命令,一律称为"上谕",是清代独有的诏令文书。     

读清史档案探究洋务运动发生的外部因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清朝皇帝的大量上谕,对于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中的三篇上谕都是关于洋务运动的,这三篇上谕各有特点。第一篇上谕是“军机大臣字寄”,属于“寄信谕旨”,其中一句“各省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查照”,说明发文对象是“各省将军督抚府尹”。这篇上谕的主要内容是咸丰皇帝命令恭亲王奕为英国人李泰国发放执照。李泰国是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咸丰皇帝下令李泰国帮办税务并要求各省提供便利,可见在办理洋务上清政府对洋人的倚重。第二篇和第三篇上谕的内容都是关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其中第二篇是“寄信谕旨”而且是“密寄”,第三篇则是“内阁奉上谕”,是广而告之的内容。这两篇上谕中都具体列出了办理洋务的内容,包括从八旗子弟中选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收取关税等。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发生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发展过程。     

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镇压啯噜史料选编(下)

湖广提督李国梁为报钦奉上谕起程督捕啯噜事奏折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湖广提督奴才李国梁跪奏,为钦遵谕旨,起程督捕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票递到尚书·额驸·公福隆安字寄,奉上谕:川省啯匪结伙抢劫、窜逃各省一案,已谕文绶亲往督办外。朕思此事,湖广、贵州各省若不特派大员专司擒捕,不足以专责成,著即派李国梁挑选本标精壮兵丁三百名,令奋勇将备带领亲身督率前往,先由湖北至湖南、贵州一带,会同各该督抚实力搜捕净尽,毋使一名漏网。若此三省目今已无贼匪,则竟往四川交界处所会同文绶将川省啯匪一体搜捕净尽,以副朕戢暴安良之至意。将此由六百里传谕李国梁,并谕文绶等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奴才。奴才伏查     

清康熙十年至十八年上谕选载

这里所公布的五十七道康熙上谕,选自馆藏内阁档册——《上谕簿》。它是康熙十年到十八年间所颁上谕之抄录存档本。其中关系清三藩问题者居多,余为当时国家庶政,共计一百五十八道。其中有五十七道为清《圣祖实录》等书所未载,现予选出公布。从这些上谕中,可以看到,康熙帝之所以能较迅速地平定“三藩之乱”,除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关系等诸多原因外,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嘉庆朝前在清宫服务的西洋人史料

明末修订《崇祯历书》，因朝廷内缺少通晓数学、天文历法之人，崇祯二年(1629)九月，下诏招募西洋传教士到钦天监供职。清沿明制，钦天监中的传教士仍被留用。鉴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帝谕：“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从此，不断有受命于天主教耶稣会、或自荐的西洋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进内廷供事。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上谕档中选辑有关档案，予以刊布，供研究参考。     

雍正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试析

引见制度为清代用人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是皇帝面试、调整中下层选官的主要方式。清代皇帝引见官员的履历档案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为《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以下简称《全编》),共30册。其中,以雍正帝的批语最多,乾隆帝次之,其他皇帝的批注则很少见到,而且为期仅13年雍正朝的引见官员履历档案占《全编》一书近1/4的版面,可见雍正朝的引见官员最有研究价值。该书主编秦国经认为共收康熙、雍正两朝的文武官员履历有8773件1,据笔者统计,仅雍正朝的官员履历就有11198件(其中“履历排单”中出现的官员单独计件)。雍正朝引见文官…     

《乾隆朝上谕档》影印出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乾隆朝上谕档》,已由档案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是根据该馆所藏军机处全宗乾隆时期的《上谕档》编辑而成,16开本,双栏影印,共18册,每册1000页左右。上谕在清代是皇帝发布的日常政令,是最高级的下行文书之一,具有法律和行政约束作用,是进行统治的得力工具。该馆所珍藏的《上谕档》,是军机处在上谕原件封发之前,为存档备查逐日逐件抄录,逐月为册而形成的。其原件归受谕令官员,不再退回。其底稿、草稿,又由军机处每日值     

近代中西交冲初期的另类——以黄恩彤在"弛禁"中的行状为分析个案

1704年11月2日，罗马宗教法庭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做出“裁决”，挑起在基督教爪华史上具划时代性质的“礼仪之争”。1725年，清朝雍正皇帝发布“禁教令”，把天主教作为违禁教派明确载入《大清律》，使禁教由文化政治举措提升至法律乃至国策规范。1846年，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对基督教弛禁，这是对行之百多年的禁教政策的全盘推翻，在清代外交和宗教政策上甚具转折意义，联系到此后教会在华的一系列活动和连绵不绝的中西教案发生，这纸弛禁令的意义就愈发大了。但其内幕仍有不少疑点，并反映出清朝官府内另类者的异动。个中情形，论者无多，今简论之。     

清末何时颁布劝禁妇女缠足上谕

清末颁布劝禁缠足上谕，一般多认为是百日维新的举措之一。其代表如汤志钧先生《戊戌变法史》中言，在１８９８年的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据康有为的建议，于８月１３日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而据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此说有悖史实，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并未颁布劝禁缠足上谕。首先，《清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戊戌政变纪事本末》以及百日维新期间的《邸钞》等史籍资料，均没有记载有关劝禁缠足的上谕，恐怕此不仅仅是巧合。其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之“新政诏书恭跋”一章，备列百日维新期间《邸钞》所载…     

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下)

浙江巡抚李卫为道旨将查嗣庭之子查克上收棻解京事奏折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臣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事。本年十月二十日准吏部咨前事内开:雍正四年十月初三日内阁、九卿奉旨:查嗣庭之子查克上与伊父家书都是夤缘请托、悖理干渎之语,总由查嗣庭居心不端,平日教其子者俱非正道,故其子亦是如此,着行文浙江巡抚李卫将查克上解送来京讯问。其书中所称王友揭事,从前如何审结,必有徇情冤抑之处,将查嗣庭亲友子侄有此案干连人犯,着李卫严提秉公复审定拟具奏。钦此钦遵。相应移咨钦遵施行。计粘抄查克上书底一纸。等因到浙。臣即遵奉谕首,一     

《天聪谕奏》校注

《天聪谕奏》原题《天聪时诏奏》,不分卷,先师江宁邓文如(之诚)先生系从江阴缪艺风(荃孙)先生旧藏传抄,为改今名,并嘱我检对《实录》过录。先师本拟列入《旧闻零拾》中,已付印矣,乃以太平洋战起,燕京大学被封占而中止。此今所印《旧闻零拾》四种中之所以只有第一、第二、第四三种而缺第三种者此也。日本投降有年,我重返燕园故居,校印所出此未印稿还我。我原计划它日仍仿《零拾》款式补之,因度置箧中,日月不居,忽逾四十载。顷复持以与罗振玉氏刊布之《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巷》、《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及《天聪朝臣工奏议》等相比勘,则此《天聪谕奏》中之上谕二件、致朝鲜国王书三件及臣工奏议七件,《实录》、《日录》及《谕帖》均失载,唯考试生员一谕,《实录》删润失真,余则致朝鲜国王三书与诸臣七奏分别见于《致朝鲜国王书》与《臣工奏议》中。所不可解者,缪氏《谕奏》与罗氏四种似均出于内阁大库散佚人间之残档,除两件外,相同之十件,何以字句之间又复各有小异?岂缪氏传抄在前而罗氏刊印在后,二氏所据档册有正本、副本、誉清本之别耶?不然者,二氏所据既同出一源,何以字句参错又复如此?苟全部诿过于抄胥之笔误,殊不足以折疑窦而服人心者也。爰录出旧稿,一一为之校注,仍将先师原序作为附录移于文末。虽不克仰承先师之志,复《零拾》之旧观,以成完书,今为之刊布,或亦泉下所乐闻之一未了心事欤!?     

雍正朝军机大臣考补

关于军机大臣,古今论述可谓多矣。但雍正一朝,疑点尚多。本文拟依据清代满汉文档案和文献资料,就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作一考察,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为军机大臣的官称,一为军机大臣的担任者。一关于军机大臣“官称”的一些认识雍正八年十二月,设立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特命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若干人入直,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大臣。其属为“司员”(乾隆中叶始改称章京,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故宫藏日本刀具与琉球贡刀考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兵器刀剑中,有10余把制作精纯、刀刃锋利的日本刀,经笔者考证这些刀多为明清时的琉球王国所进贡之物。所谓琉球(即今日本冲绳县)位于中国东部,散在西太平洋之上,由36个岛屿组成,故又称“中山三十六岛”。据清代内务府养心毆造办处档案记载,日本刀使用材料的精巧极致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确深受清代帝王的青睐。雍正朝时,造办处为打造刀头,采用了“福建大头钢”和“芜湖钢”,并奉怡亲王谕“可照日本刀样做”,然后再安装“做配桦木蒙古式鞘”。为什么雍正帝对日本刀情有独钟呢?据雍正三年(1725年)谕旨:“军器为用最要。闻得兵丁等佩刀,俱系粗铁并无锋刃,尚可渭之军器乎?且东华门、西华门外闻有赁刀之处,步军统领衙门应将此查明禁止……官兵有佩粗铁刀者,应令立限更换,违者治罪,共兵丁赁用佩刀,尤属不合,应交与步军统领严查禁止。”东华门与西华门是紫禁城的东、西城门,官兵居然要到外面去租赁佩刀,可见当时守皇城官兵佩刀之不堪。这必然引起雍正帝对刀具的重视,优质钢材不惜要从南方等地运进;所制作的刀要求以日本刀具为制作蓝本,即刀锋刃锐,官兵配备军器要得体。那么,日本刀又是如何进入清官的呢?为什么清代帝王会对日本刀如此青睐?为什么说故宫珍藏的是琉球贡刀呢?     

清末漕运史料选辑

清末,统治者鉴于漕弊丛生和财用匮乏,于光绪二十七年颁布上谕,责令以往有漕各省一律改征折色。然而,此谕并未能在有漕诸省普遍实施,江浙地区的漕粮仍以海运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末。现从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宫中朱批奏折中,选辑出这一时期的漕运史料予以发表,供研究清代漕运史及赋税制度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