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网络话语的"三俗"文化特征

新时期以来"三俗"文化在网络话语中具有突出的表现.网络话语"三俗"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丑为美的审美观、低俗詈骂司空见惯、哗众取宠的语用观以及语言暴力大肆泛滥等.网络话语"三俗"文化形成是社会转型期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言志"与"摹仿"之间--兼与曹顺庆先生商榷

"言志"说与"摹仿"说出自中、西方不同的诗学话语体系,在美学内涵和价值追求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但它们共同体现了对文学艺术的某些本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都很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其终极价值关怀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为人生而艺术"的.     

英汉话语标记"so"与"那"的对此分析

话语标记语是言语交际中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英汉语言中都存在很多话语标记,它们发挥着不同的语用功能.本文比较了位于句首的英汉话语标记"so"与"那",功能的异同:它们都可以作为推导标记、提示标记、延缓标记,话题标记;不同的是"so"可以单独使用,用作态度标示语.     

"上海摩登"的另一种想象——论蒋光慈小说的先锋性

1930年前后,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在"海上文坛"蔚为流行.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具有先锋性质的蒋光慈小说迎合了都市消费者对于"新"、"异"审美的认同.在他的小说中,革命、恋爱和颓废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其先锋意义.其中,革命处于中心地住,而颓废和恋爱都是蕴含在革命权力话语中加以表现的,最终都指向革命.     

"求":乾嘉汉学的阐释方法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作为主流话语,主要表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而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其所采用的阐释方法("求")大致可分为两个:一是由训诂通义理来弥合语言性断裂,另一是以剥皮主义来弥合脉络性断裂.不过,这两种方法都必然遭遇到瓶颈问题.     

历史题材创作繁荣局面下所掩盖的个人话语与主流话语的紧张关系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以"双百"方针提出为标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个领域,国家意志(主流话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都有所表现,但国家意志处于统治地位,而个人话语所彰显的一种真实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虽然是文字应该表现的却是时代共名企图刻意抹杀的.其作品虽也被时代认可,但作家的个性因素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关系.     

高等教育评估"话语"缺失及对策分析

高等教育评估话语的缺失是高等教育评估实践中不容忽视的现象.文章从"话语"的语辞分析入手,对高等教育话语的涵义和特征进行了厘定,对高等教育评估话语缺失的主要表现进行了归纳.同时,运用高等教育学的有关原理,从高等教育评估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高等教育评估的有效话语.     

"后五四"时期革命认同下的抵抗话语——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主体话语形态论

"语丝体"散文是192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的成功实践.在新文化运动陷入低潮与知识分子思想阵营走向分化的"后五四"时期,语丝同人显示出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继续坚持,这一点直接决定了"语丝体"散文主体话语的抵抗色彩.周氏兄弟作为语丝领袖,源于<新青年>时期文学革命身份的认同,使他们的"语丝体"抵抗话语在社群同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成为集中表现.作为一种理性的拒绝与批判,"语丝体"散文的抵抗式话语在制胜论敌的同时,还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由启蒙主义者向个体言说者过渡的姿态,成为其寻找确认自我、呈现生命本真的通途,"语丝体"散文主体话语的意义功能与力量价值也因此更为丰厚深远,从而使之具备一定的超越性质.     

《宠儿》中的"叙述声音"与"话语权威"

西方叙事学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品,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本分析方法.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宠儿>中的"叙事话语",以结构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为参照.考察女性"叙事话语",以及所实现的"话语权威"."话语"层面在国外文学研究中较易被忽略,希望本文的探讨能为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中国书法之"韵"的话语表达及其历史演进

中国书法的"韵"是一个导源于人类身体感性审美的范畴,它以书法作品的节奏、韵律、情调等形式语言为依托,呈现人类精神本质至深层次的境界.唐宋以来,"韵"的审美话语表达机制成为了士大夫文人在书法活动中表现个性自我或标榜高蹈的一种凭借,呈现官本位文化特征的话语表达机制;当代书法虽然也秉承了传统的表达机制,但由于大众文化的作用,使得书法之"韵"的表达手段或对象化机制转化成为了一种"余韵"特征,具有广泛而普遍的平民化色彩.     

伯莎·梅森与"我":"疯女人"的悲剧背后——试比较研究《简·爱》与《黄色墙纸》

运用福科权利话语理论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比较《简·爱》与《黄色墙纸》,解读作品中"疯女人"疯癫的现实意义.《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是帮助简·爱实施其内心隐秘愿望的替身,《黄色墙纸》中疯癫的"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女主人公的身份直接反抗男权统治."疯女人"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女作家们对处于男权中心话语中女性悲惨处境的初步认识,探索了在这个"他者"社会中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遗憾的是她们始终没有突破男性自我的"他者"界定,她们的女性意识也是被迫建构在主体的机构之中,已经变成了文化经验的一个内在部分.但是"疯女人"小说毕竟为寻找女性自己的精神家园做了努力,也为后来者们指出了一条逃逸权威话语模式的有效途径.     

物质化过程——对生态女性主义中"身体"概念的重构

在对"身体"概念的理解上,生态女性主义领域主要划分为两大阵营:本质论与构建论.两者都陷于旧有的以身体—理性为代表的二元对立之中.该文结合生态女性主义中已有的"身体"理论发展以及物质主义思潮,以"物质化"概念结构重新审视身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重构生态女性主义中的"身体"概念.身体是物质化的过程,是物质一话语现象.身体的物质性否定了本质论,认为身体是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物质化过程;身体的话语性则弥补了构建论的缺陷,从社会的角度肯定了身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而并非被动的社会语言的产物.     

松脱灵魂衣角的坠地者——从女性主义视角看"下半身"诗歌

"下半身"诗歌创作与身体写作都是以身体感受为写作源泉,以身体感受为内驱动力,表达来自内心深处的欲望.女性用自己的身体为武器,从女性自身的感受中寻找女性特有的话语,抗拒男性话语权.而"下半身"诗人则是对主流意识文化的抗拒,但是"下半身"诗人没有将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没有使身体写作完成文学性的诗学转换,而最终滑向了纯粹的肉体写作.     

"汉字革命"与"德莫克拉西"——现代中国"民主"观念的语文学发生

"汉字革命"与"民主"话语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一部现代语文改革史就是一部现代民主话语发生史.晚清文改运动中的"民主"话语具有双重性:既包含君臣结构中的"臣民"意涵,也含有现代"公民"意识;五四时期的"民主"含义相当含混,既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成分,也有无产阶级"民主"之意;1930年代的语文运动使"民主"话语强调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历史主人的民主文化秩序,突出无产阶级属性;抗战至建国前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鼎足而立,"民主"话语的涵义十分驳杂.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重要特征就是突出民主的"人民"属性.通过考察"民主"这一复杂历史文本从晚清到1940年代在语文改革中的语义变迁,可以证明百年语文变革的历史动因和不同时期"民主"的不同诉求.在这场话语实践中,单向度向人民大众倾斜的语文实践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充足的历史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理论误区和实践偏颇.     

话语接地气, "化雨"才能走进春天里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能说话、会讲话、善对话,是当好班主任的一门基本功.班主任的话语说得好不好、到不到位,最终要看其能否产生春风"化雨"的效果,为学生所领悟、接受,进而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行动上的"共振".而接地气的话语,常常因话语的温度切合学生个性,吻合教育情境,而为教书育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于"女性话语"的传统建构与现代反思

话语分析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质化研究方法,文章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一些"女性"话语进行初步分析,描述了"女性"话语的特点,并批判了基于这些"女性"话语而建构的传统女性观。"女性"话语的分析可以促进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并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简·爱与伯莎·梅森:寻求"自我"的"他者"悲歌

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塑造了两个性格、命运决然不同的女主人公:简.爱与伯莎.梅森。简.爱追求独立与自我实现,最终被男权中心话语所控制,成为了"家里的天使"。伯莎.梅森勇于挑战男权中心话语,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女性自我,却没逃脱被男权所迫害的命运,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简.爱与伯莎.梅森的抗争与无奈是女性同胞所共同承受的命运,她们都脱离不了不平等与男性的"他者"境况。     

天津历史文化资源对创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话语体系创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亦是切实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有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抓手,而富有特色的教学内容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天津历史文化资源为创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教学素材,主要...     

翻译与政治-- 梁启超翻译活动中的"善变"与"不变"

政治思想的变化引发翻译思想的变化,梁启超的翻译活动表现出"善变"的特点,但众多的变化都是为政治服务,受政治支配.梁的翻译活动在"善变"的表象下有政治影响的"不变"的规律.     

拿什么拯救你--"兄弟"?

余华的<兄弟>(上部)记叙的是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故事,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文革"时期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1],而观其其他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也都或多或少涉及"文革".那么,这是否足以说明<兄弟>这部书是为了揭示"文革"中的假丑恶现象,或者是对人性恶在非理性时代的总爆发及其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的反思?抑或更直接地说是为写"文革"而写"文革"?不,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兄弟>的旨趣并非如此简单.作者仅仅是借文革中"兄弟"这个"尸"而还"魂"--对民间文化道德价值观的追求.①我这里说的民间文化道德价值观,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其一,它处于一个特定的境域--解构了权力与民间的同构.因此,它与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有别.其二,它有其特定的主体--在权力话语面前,他们往往以弱势形态存在,也就较少受传统的正统文化影响.因此,它既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也有别于传统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其三,由于它有特定的境域和特定的主体,所以在为人处世方面,它表现为对"小人哲学"的追求.其四,在审美形态和哲理追求方面,它看重生存的状态,尤其是面对生活的苦难所表现出的对自由的追求及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其五,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导致民间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复杂性,其间精华与糟粕并存,善良与丑恶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