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击"两非"的法理根基与立法建构

面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中国开始加大打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力度。父母的知情权包括了胎儿的身体发育的基本情况,甚至也包括胎儿的性别,但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父母的胎儿性别知情权进行适当限制。政府打击"两非"的活动虽然有法理依据,但也要依法进行,不能违法执法。"两非"活动如果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按照现行刑法,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从事"两非"活动可能构成犯罪,而对已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的类似行为刑法却无能为力,立法的疏漏应该得到调整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我国现行刑法强化了其人权保护机能,主要表现为:明确了刑法基本原则;明确并减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强化了正当防卫制度;刑罚人道化几个方面。同时我国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也还存着罪刑法定原则有待进一步切实贯彻;刑法分则体系有待调整以突出对公民权益的重点保护,有待建立保安处分制度,有待进一步修正正当防卫制度及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等问题。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罚权探析

刑罚权是基于国家的统治权,以剥夺犯罪人人权的方式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不得已而使用的一种权力。刑罚权的根本根据在于保障人权,包括犯罪人的人权和全体公民的人权。刑罚权具有恶性,其行使必须合乎理性,非不得已不得动用刑罚。     

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刑法不得已原则执基民众立场,载荷常识、常理、常情,依托人权保障,从刑法当为的内容追根溯源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洞彻网络犯罪乃主观罪过支配的内在乾坤,揭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同宗同源的实质意蕴,统一网络犯罪在秩序与人权、主观与客观、虚拟与现实、实害与风险之间的共识。刑法不得已原则以公众意愿考量他法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探寻区分赋值、刑事和解在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和缓连接中的不得已运用。在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科予上,不得已原则又以公众情感直观测量刑量,并在相应的罪名之间以刑制罪,确保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适正性。     

论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由“鸿茅药酒”事件引发的思考

在"鸿茅药酒"事件中,谭医生的行为不宜动用刑法手段予以规制,因为其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制的前提与必要。在处理公民网络言论的刑法边界问题时,需考虑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一特殊要素,即认定言论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时,还需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进行合宪性考量,运用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原则指导与实践刑法解释,从而在互竞或冲突的解释中实现理性结论之证成。     

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权力主角的重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能影响量刑,使得刑罚与犯罪相适应;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根据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可能影响定罪,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进行刑法的适用解释,进而合理地适用刑法。     

刑法视角下的大学生犯罪与处罚

大学生犯罪具有一般犯罪构成的特征,又因其主体身份而备受关注。对大学生犯罪处罚看法不一。大学生犯罪犯罪率和犯罪人数上升,并呈现出手段、类型多样化、动机复杂,危害行为智能化和暴力化的特点。以满足刑法适用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阐述基于大学生身份的从宽处罚背离了基本法治原则、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同时也不利于刑法任务及刑罚目的实现。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作用——以一起转化型抢劫案为视角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能影响量刑,使得刑罚与犯罪相适应;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根据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可能影响定罪,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进行刑法的适用解释,进而合理地适用刑法。     

单位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自主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视为单位犯罪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和要求.对单位实施的刑法分则未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以个人犯罪论处,是完全正当的,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对一种“可能式”刑法分则体系的建构与质疑

“应当以公民的基本人权作为划分犯罪类型的标准,进而建构我国的刑法分则体系”。本文的目的即是对这样的一种刑法分则体系进行尝试性建构,同时对相关的问题提出质疑。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犯罪化,与刑法的谦抑性精神相悖。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应当尽快通过民事、行政立法和司法改变这一现状。     

论生态安全对刑法安全价值的拓展

安全是刑法的重要价值,随着安全价值之内涵的扩展,刑法的安全价值结构体系经历了从国家安全的一元结构,到"国家安全—个人安全"的二元结构,再到"国家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三元结构的拓展过程。生态安全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它是刑法的重要价值,在我国刑法中应当确立"个人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四元安全结构体系。因而,应当将我国刑法中侵犯生态安全的犯罪从侵犯社会安全的犯罪中独立出来,并加快侵犯生态安全行为犯罪化的步伐,以实现对生态安全的有效保护。     

中国刑法中违约行为犯罪化之现象分析与反思

中国刑法中存在将民事违约行为犯罪化的条款,但这类条款在价值取向上与民法之合同相对性原理、刑法之人权保障精神及刑法的辅助性特征皆不契合,值得反思。对这些条款进行严格的限制性解释是目前刑法适用的基本选择。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刑罚正当化根据

在传统刑罚理论研究中,报应刑论在技术和价值层面存在一系列理论障碍,目的刑论则在罪刑均衡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上有失偏颇。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折中说由于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对报应刑和目的刑进行有效整合,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前二者的缺陷。从人权保障的高度重新界定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主张以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刑罚权正当化的根据,刑法不得已原则是践行人权保障的有效途径。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法定位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着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做出合乎法理的严格解释。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双重视角比较研究,是认识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定位的重要方法。损失额是本罪认定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本罪中,应同时考虑侵权法与刑法中认定责任的逻辑。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     

保护人权——刑法的终极目的

刑法目的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价值。刑法学界对刑法目的的理论分歧表明“刑法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对于刑法目的的正确阐明,只有站在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宪法基本价值的高度,只有从刑法的特殊性人手,只有依据宪法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才能具体而深入地得以揭示。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是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唯一目的。     

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犯罪的形式界域

犯罪在实质上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除受制于宪法规范的约束外,还要受制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等。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立法上对于某种行为能否构成犯罪的实质界域有指导作用外,对于犯罪形式上的界域即与民事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及道德规范划分同样有其指导意义,从而使犯罪在外延上有不同于民事、行政和道德规范调整范围。     

如何讲清“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法律常识教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以及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如何处罚，必须由刑法预先规定。也就是说，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便不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的当代刑法保障与完善

当代中国刑法强化了人权保障机能。人权保障的思想也成为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当代刑法在罪刑法定、打击侵犯人权的各种犯罪、有利被告原则、正当防卫制度的建立以及刑罚的人性化等方面无不闪耀着人权保障的光芒。但在刑法宪法化、刑法的观念层次、慎重适用死刑、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以及现代保安处分制度的确立等方面尚需完善，以便更好地闪耀当代刑法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