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分田到户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渗透,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这一变迁历程相伴随的是,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电视下乡对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乡村治理、村庄性质以及人际关联等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来分析电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社会生活的关系,以理读电视与区域性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关联问题。     

1996年～2007年国家关于农村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变迁

从1996年到2007年国家颁布的有关涉及农村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文件来看，国家对农村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的认识呈现出从模湖到清晰、从片面到全面、从简单到深刻、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这些变化体现了转型时期国家对自身职能的认识变化过程，表现出对农村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加大、理念从管制到服务转化、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要求逐步具体清晰的特点。     

电视与乡村社会纠纷观念的变迁——基于一个云南哀牢山彝族村寨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这一象征现代生活方式的技术装置在云南哀牢山彝族地区迅速普及。作为一种传播现代观念的利器,电视的普及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纠纷观念。如何在大众媒介加速进入乡村社会的形势下,客观分析大众媒体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利弊,在培育村民现代纠纷意识的同时继续保持优秀传统纠纷文化,将是未来民族地区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乡村转型、角色变迁与女性崛起——我国农村女性角色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改革以来,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也是制度的变迁过程,在乡村转型、制度变迁中我国农村女性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角色和民主参与中的次要角色。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新农村战略的提出,我国乡村治理和农村女性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农业女性化的情况下,发挥女怀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强化制度对农村女性民主参与的保护,这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农村女性自身实现转型。     

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南街村案例研究

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农村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建设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产物,是新农村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的特殊性集中表现在具有生活共同体属性,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现代治理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也要发挥社会(包括社区组织)和市场(包括市场主体的企业)的重要作用,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多层次、多方面需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比较与反思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大概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这三个主要时期内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各有其内容和特点。认真梳理供给体制变迁的轨迹,对比分析这三个主要时期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异同,不能不引发我们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深刻反思。现实遭遇已经清楚地表明,现行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变化及乡村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对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进行变革已是势在必然。     

从国家与民间力量的关系看中国农村的秩序整合

农村社会中,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在“双轨政治”、人民公社体制及“乡政村治”三个整合模式阶段上相互作用,消长进行,中国农村要重建有效的整合,必须实现这两种力量的有机配合。     

教育公平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变迁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既不合理也不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需通过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来实现,而教育在促进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阶层变迁及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这一作用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于实现全社会的教育公平.为此,提出了实现教育公平,推进和谐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思路.     

田野中的政治:农民、民主与国家——徐勇的中国农村研究

本文对中国农村研究著名学者徐勇在中国农民政治、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以及现代国家建构等领域的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概述和评析.文章指出,徐勇的中国农村研究引导了中国政治学实现从庙堂到田野再回归庙堂的辩证扬弃过程,在对基础性政治社会持之以恒的观察基础上,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创新性分析框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文章结合中国农村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讨论了徐勇的学术实践和重要观点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价值.     

战略环境变迁与国家利益界定——中国国际角色的思维革新

本文以战略环境变迁为分析背景,通过分析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界定与维护所出现的新情况,探究中国国际角色应具有的思维革新.本文把中国国家利益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变量,提出了经济发展、两岸统一、社会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建设、引导国民健康的历史观与大国心态、周边安全和领土收复、国家形象建设、海外利益维护等七项利益.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将其划分为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重要利益三个层次,并指出了利益维护所应注意的问题.在结论中,本文也提出了在国家利益界定与维护以及学术研究上需进一步重视的问题.     

怎样才能有充足的好教师——县域义务教育农村师资吸引、留住与退出的策略思考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由教育机会满足向教育质量提升的转变,对县域义务教育师资建设的要求随之也由有充足的教师向有充足的好教师转变。在"国标、省考、县聘、校用"师资管理与使用的政策框架下,"国标"与"省考"有效地保障了县域义务教育入职的最低门槛,而如何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如何留住优秀教师,以及如何退出临近退休年龄教师和退出不合格教师,成为破解"有充足好教师"这一当前县域义务教育师资建设难题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阐释:逻辑、价值与进路

“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我国“三农”国情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推进“三农”群体共同富裕,昭示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价值旨归,具体为：一是助力“在农人口”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二是促进“离农人口”实现市民化转型;三是支撑“返农人口”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新时期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实践,一要继续扎根中国本土大地,服务“三农”现代化;二要主动响应国际职教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与农村社区发展 --对九溪村的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提供的体制环境和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的有机结合促进乡村精英的成长,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在公共空间的活动中能够正向地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从九溪村精英成长的内外部机制及其对村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双向关系中,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原有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是精英成长的内部土壤,此"传统资源"不容忽视甚至在当下应予特别地重视;时代变迁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及其给精英人物命运的走向带来的机会并非是脱离精英人物成长土壤的绝对"外部"因素;正是在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精英人物的成长才与其活动的社区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无疑在村落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