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卖空机制与企业研发投资 ——基于中国融券卖空的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中国融资融券制度的自然实验环境，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股票卖空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融资融券制度实施前后的观测期内，允许卖空股票的上市公司，其研发投资水平的增长显著低于不允许卖空的上市公司，这表明股票卖空机制抑制了中国企业的研发投资；同时我们发现，股票卖空交易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在治理机制不完善的上市公司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股票卖空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被收购的威胁，促使企业采取真实的盈余管理等作用渠道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最后，我们也检验了卖空机制对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允许卖空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出现研发投资不足。     

卖空机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将允许卖空与限制卖空的情况分别纳入到研发融资—投资决策模型中,分析了卖空机制通过加剧融资约束从而抑制研发投资的理论机制;以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这一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卖空机制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卖空机制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卖空机制对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在信息不透明的公司中更明显;卖空机制对研究阶段投资的影响大于开发阶段投资。     

放松卖空管制与基于研发费用的盈余管理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放松卖空管制对企业基于研发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放松卖空管制促使上市公司削减研发费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卖空机制强化了管理者削减研发费用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这一现象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明显,但在管理者持有长期股权激励的公司中得到了有效抑制,且长期股权激励的治理效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排除了投资机会改变等替代性解释,证明放松卖空管制后管理者削减研发费用确实是盈余管理动机增强所致。本研究扩展了对卖空机制实施效果的理论认知,为公司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高管持股、政府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兼议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

以2010-2014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如何作用于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治理机制能否对高管防御效应产生治理效果。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高管持股比例适中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高管持股过高或过低时会产生管理防御效应,从而抑制了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3)股权制衡度和基金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抑制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     

中国上市企业R&D投入的周期性特征研究——来自深圳中小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证据

在对研发投资周期性特征相关理论综述的基础上,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2006—2009年深圳中小板的216家企业为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研发投资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仅有22%的企业采取了减少研发投资(顺周期)的策略,这支持了机会成本效应理论(;2)现金流量比较充裕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会采取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行为;(3)参与研发合作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会采取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行为;(4)研发强度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会采取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行为;(5)产品竞争激烈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会采取研发投入的顺周期行为。     

CEO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薪酬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薪酬结构的视角,选择2009—2017年对CEO实施了股权激励且在有效期内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CEO股权激励强度(股权激励占薪酬总额的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CEO权力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CEO股权激励强度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然而此影响仅存在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方式当中,对于股票期权而言则并不显著;②CEO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研发投资抑制效应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发现表明相对于低强度的保障型股权激励计划而言,高强度的绩效型股权激励计划更不利于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开展,这一结论对中国上市公司制定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企业研发投资

将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到融资成本函数和研发投资决策模型中,讨论了金融发展对于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激励研发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而以中国2006-2010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欧拉方程"就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研发强度与内部现金流显著正相关,说明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的融资约束的确存在;(2)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RD投资对内部资金的依赖,强化银行贷款和实收资本的作用;(3)资本市场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完善,尚未真正成为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的现实。     

卖空约束对组合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封闭式基金作为投资对象,构建投资组合,研究了卖空约束对组合投资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相对于不允许卖空的组合投资,允许卖空条件下组合投资的转移系数和信息率得到提高,alpha-TE有效边界得到扩张,同时也拓展了投资经理的投资空间;(2)投资业绩(信息率)提升得益于转移系数的提高,转移系数提高越多组合业绩提升越显著;(3)尤其对激进型投资经理来说,取消卖空约束对提高组合投资效率的作用更为显著。     

企业创新文化真实地驱动了研发投资吗?

企业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研发投资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其受企业文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尚缺乏广泛的经验证据。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研发投资以及制度环境和两职合一的理论模型,以2009-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文化与研发投资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和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创新文化能够从价值观念、制度以及企业行为实践等方面影响企业进而促进研发投资;(2)制度环境负向调节了上述关系,即相比于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创新文化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更大;(3)两职合一正向调节了上述关系,即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创新文化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     

股权激励、契约异质性与企业研发投资

在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检验了关键契约条款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激励模式存在异质性影响,相较于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激励力度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只有适度的激励水平才有利于驱动企业的研发投资;长期的激励契约能对研发投资产生促进作用,而短期契约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是通过利益协同效应和风险承担效应两个可能的渠道驱动企业研发投资的,但两类中介传导机制因激励模式、激励力度和激励期限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负向互动关系,但关系不显著;(2)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的互动关系相反,并且关系不显著;(3)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CEO的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关系较弱。本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而且在优化CEO年薪报酬契约,矫正公司研发投资不足和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等方面,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风险投资、研发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

基于1997—2010年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240家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风险投资的特殊作用。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数量、风险投资的早期进入都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2)研发投入及研发人员数量等传统研发资本也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3)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区、被投资企业是否进行国际化运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都不显著。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在企业层面分析风险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结论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制定以及对风险投资发展引导均有启示。     

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投资强度和专利制度的双重视角,研究了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如何产生有效影响的重要问题,结果发现:(1)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在企业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下变得更加明显;(2)企业对于自身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增强了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正面影响;(3)当专利保护的制度环境较差时,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基于异质性研发合作的知识创造质量提升机制 ——内/外情境双重视角

运用246家创业板公司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从企业异质性研发合作视角揭示企业研发的内在机制及内外情境特征。(1)企业间合作较校企合作更能提升企业发明专利质量;(2)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抑制企业间合作对发明专利质量的作用,而强化校企合作对发明专利质量的积极影响;(3)吸收能力强化企业间合作对发明专利质量的积极影响,而抑制校企合作对发明专利质量的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研发伙伴选择、发明专利质量提升,具有直接应用价值。     

所有制性质、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2009—2013年我国493家上市公司的1 132组观测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创新程度方面的差异,再通过一个非平衡面板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显著优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但其研发创新投入却不如民营上市公司;(2)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这种正向影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得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识别研发投入中高社会效益的创新,从而更好地提升本身的社会责任表现。     

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分析师的乐观偏差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存在再融资行为,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3)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角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激励还是抑制:政策环境与研发投入——基于股权结构视角

基于主板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数据,考察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通过建立非线性固定效应模型发现,(1)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政策不确定性在一定范围内激励研发,过度则抑制研发;(2)调节效应表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正向调节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且两者还有互补效应;(3)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优的股权结构是前五大股权越集中、第二、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度越大。     

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研究

现有文献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高管政治关联是否通过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从而影响了技术创新绩效？依据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实证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发投资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政治关联导致了较低的研发投资强度,而较低的研发投资强度正是阻碍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对于全面认识政治关联的作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管理启示。     

实体资产配置、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支出

以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实体资产配置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在企业内部财务波动时,企业削减营运资本投资代替固定资产投资维持研发投资稳定,实体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研发补贴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资,在实体资产配置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中起弱化调节作用;实体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和研发补贴的调节作用在私有企业中更为凸显。研究强调了企业"融资难"现状下,实体资产配置和研发补贴在企业研发活动中的显著作用。     

马可维兹模型有效边界分

本文通过计算10支股票的期望收益率、标准差、协方差矩阵和相关系数,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对马可维兹模型(MM模型)进行最优投资组合的选择与分析,分可以卖空和不可以卖空绘制MM模型的有效边界图,更好地确定投资对象及最优分配比例,以便实现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