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产权性质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非金融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7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金融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产融结合模式,实证检验了产融结合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影响,并探究产权性质对产融结合影响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实施产融结合的企业,已实施产融结合的企业能够缓解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相对于未实施产融结合的企业,已实施产融结合的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缓解企业过度负债行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产融结合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对当前推动以产融结合模式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我国大型企业集团企业成长与产融结合之研究

本文在回顾企业成长的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历史,剖析产融结合成为大企业集团实现持续成长路径之一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我国目前仍存在着不利于产融结合的政策等制约因素。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上的误区,从宏观上阻碍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从微观上制约企业迈向国际化,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成长脚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今天,从理论上对大型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成长之路进行关注与分析,对实现我国企业集团持续发展,从而最终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外部治理环境、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能力

产融结合有利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是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实证分析了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产融结合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而并未刺激企业策略性创新;这一现象在政府干预较多、金融欠发达以及法治水平较高地区更明显;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是产融结合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发现,实质性创新才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产融结合提升了创新成果的实际转化效率,强化了实质性创新对企业价值的边际贡献;参股银行、证券和财务公司可提升创新能力,且这一促进作用随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强,但参股信托和保险公司未发现这一现象。     

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分析政府补贴、产业与金融(以下简称"产融")结合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补贴正向调节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融结...     

产融结合促进了企业双元创新投资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A股上市企业2009-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本文从研发投资异质性视角探究产融结合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并考察企业规模与内部控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融结合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且与开发式创新相比,产融结合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产融结合通过诱发企业金融化投资和资本套利动机,从而抑制其双元创新投资。基于企业情境因素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规模和内部控制具有调节效应,且相较于开发式创新,企业规模和内部控制对产融结合与探索式创新投资的负向关系的约束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金融发展政策深化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优化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     

产融结合、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在融资约束理论框架下,对产融结合、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选取2006—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资料,研究发现： 产融结合能缓解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制造业企业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但持股上市金融机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金融欠发达地区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融资约束角度证明了产融结合在提升企业创新产出中的积极作用,对政府制订再工业化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制度环境与新创企业绩效

创新开放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创新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在创新开放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获取上的机理分析仍不够深入和综合。本文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引入组织学习和制度环境两个重要变量,构建起全新的理论模型,研究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和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354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制度环境均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创新开放度对组织学习有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对创新开放度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对创新开放度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对组织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及省级层面的制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制度环境变量每增加1个标准差,将导致企业创新绩效提高0.16个标准差;与没有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企业创新绩效要高出1.48%;与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相比,政府财政补贴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产融结合对企业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影响研究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有何影响？本文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了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产融结合对不同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对研究阶段投资表现出显著抑制效应,而对试验开发阶段投资呈现出“N型”影响特征;（2）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具有异质影响。随着分位点提高,其对研究阶段抑制效果更明显,对试验开发促进效果不断加强,但存在最优界限;（3）随着产融结合程度加深,其对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而对开发阶段促进效果显著;相反,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水平,而不利于其试验开发阶段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产融结合进行外源融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研发类型,选择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的产融结合水平,为达到提升研发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科技园的创新环境对园内企业绩效的影响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企业访谈和参阅中国科技园的工作报告,设计研究量表,根据问卷调查后的数据挖掘过程,把中国科技园所提供的创新环境要素概括为四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园内技术型企业运行绩效评价的特殊性,得出评价维度的六个方面,最后探讨了科技园区创新环境要素与固内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并给出政策建议.     

外部治理环境、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参股金融机构的实证研究

产融结合有利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是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7-2017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产融结合显著增加专利申请数，尤其是发明专利申请数，但非发明专利申请数并未显著增加，说明产融结合只是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并未刺激企业策略性创新；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在政府干预较多、金融欠发达以及法治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机制研究表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是产融结合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实质性创新才是企业价值的源泉，产融结合提升了企业创新成果的实际转化效率，强化了实质性创新对企业价值的边际贡献。文章结论为合理评估产融结合所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落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开放环境下界面功能对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界面功能对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通过对我国甲级化工设计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研究开放环境下界面功能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结果表明:企业通过界面管理获得的界面功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开放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且企业开放度对界面功能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着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即企业开放度越大,界面功能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最后指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创新点和不足,并针对我国化工设计企业提出了管理建议。     

基于SCP范式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本文基于SCP范式,通过构建包含外溢效应的CDM模型,以我国电子信息行业部分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电子信息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政策以及产业内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总结出提升我国电子信息企业创新绩效的观点和建议。     

制度同构下的国际合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界定制度同构理论的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把东道国制度同构焦点划分为零同构、单方同构与双元同构三类,利用嵌套回归与中介效应等模型,检验三类同构焦点下的国际合资选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国有控股、较低的有形资产专用性、较多的国际化经验增加了企业以东道国制度零同构下的国际合资进入当地市场的可能性;（2）经济运行风险、投资法制风险增加了企业以东道国制度单方同构下的国际合资进入当地市场的可能性;（3）东道国制度单方同构下的国际合资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现象在企业核心业务能力较弱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尤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OFDI战略选择的优化及其发挥创新协同作用有重要的启发。     

动态环境下的企业知识集成模型研究

 知识集成有利于企业的知识创新,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形成企业的核心能力。因此,知识集成已经成为了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已有研究过多地关注于知识集成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本体构建”等方面,而忽视了对动态环境下的知识集成运行机理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知识集成在动态环境下由“平稳态”到“激发态”再到“新的平稳态”而变化的特点,提出了动态环境下的企业知识集成模型（D-KIM）。该模型很好地揭示了在动态环境下企业知识集成状态由于受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带来的“外部扰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规律。最后,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动态环境下的企业知识集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制度环境下新创企业创业导向战略 的实施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创业导向与创业合法性理论的视角构建了制度环境、创业导向各维度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独立关系的理论框架,并采用PLS- SEM与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对理论框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218个新创企业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新创企业在高、低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创业导向中的先动性维度均是影响企业创造高财务绩效的关键决定性因素,而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其他的维度均起到非核心的辅助作用,但同样是具备先动性特征的企业,相比之下在高制度环境、高创新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条件下会有更多的样本企业成功获得高的财务绩效,既成功的概率会更高。     

政府边界、政企距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由政府产权边界、行政边界与企业产权边界的互动派生出四种政府管控模式。通过构建政企互动的多主体模型和模拟仿真来检验四种政府管控模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双向分离模式下，创新投入高，创新绩效好；（2）通过对比“行政固定效应”与“产权固定效应”，双向集权管控模式下行政破坏力更强，企业适应力滞后，存在“创新惰性”；（3）单向产权管控模式下, 随着参数 值的不断增大，创新投入动力不足，创新绩效偏低；（4）单向行政管控模式下，随着参数 的加强，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不断下降，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不高。最后，针对不同政府管控模式，提出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对策建议。     

创新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创新治理视域下创新董事作为创新治理的主体，其内涵为“专家+董事+授权”。本文首先通过数学建模，形成创新董事直接和间接作用下的企业创新能力模型；然后采用德尔菲法提炼出影响创新董事发挥作用的八个因素，继而以创新董事为潜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董事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均与创新能力正相关，创新治理的关键是对创新者“赋权”，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逻辑是“创新治理→科技+权力的结合→创新制度供给→创新能力提升”。故企业应设立创新董事，进行硬授权、给予话语权，构建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为实现企业由“生产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国企须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民企须从“控制型”向“授权型”转变。     

原始性创新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BP-DEMATEL模型的实证

通过对原始性创新环境影响因素的BP-DEMATEL模型构建,分别对物理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三类群体数据的原始性创新环境影响因素进行指标重要性分析。通过中心度与原因度测试,提炼出主要环境影响因素、原因类影响因素和结果类影响因素。进而对三类群体的主要环境类影响因素实施比较,探寻两院院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原始性创新环境方面的差异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国大陆地区原始性创新环境的相关政策与建议。     

双重网络嵌入、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构建网络嵌入、制度环境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探索了国际网络嵌入和本地网络嵌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国际网络嵌入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而本地网络嵌入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地网络嵌入和国际网络嵌入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共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国际网络嵌入表现出对本地嵌入的替代性。市场化水平增强了国际网络嵌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同时削弱了本地网络嵌入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倒U型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多重网络嵌入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