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改进方向

研发税收优惠对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有效作用已经取得世界共识。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需要一个对企业研发能够真正有效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结合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实情况、国外实践以及我国现行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对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改进的政策建议。     

加计扣除优惠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兼顾税收规避、盈余管理动机视角

利用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加计扣除优惠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通过二次项函数模型,研究发现：加计扣除优惠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呈倒U型关系,其中企业关注重点从税收规避转向盈余管理,是加计扣除优惠对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的正向影响开始降低甚至可能为负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检验发现,加计扣除优惠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的倒U型关系由管理者操纵所致,且这种操纵行为集中在内部代理成本更高、管理者权力更大的企业中。本文建议,政府应提高加计扣除优惠资格的审核质量和研发信息操纵的违规成本,同时可依据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提供差别化的加计扣除优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减税降费等政策背景下,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财税〔2015〕119号文件的颁布作为准实验,使用2008-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施行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实现的;（3）这一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价值

以2011-2013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所享受的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托宾Q值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考察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是否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研究发现,加计扣除优惠强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价值;研发投入强度对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杭州市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对杭州市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开展问卷调研与研究,并针对杭州市近3年企业研发项目鉴定的情况进行问题剖析,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我市加计扣除政策实施与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动机和效果研究

税收普惠政策的推行,扩大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范围,企业可能出于不同动机获取加计扣除的税收抵减收益,从而导致不同动机驱动下的政策的激励效果出现较大差异。本文通过沪深两市2008-2014年2282个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经营效果;企业存在真实研发效率动机和机会主义动机;真实研发效率动机对经营效果有正向调节作用,虚假研发效率动机有弱负向调节作用,机会主义动机有强负向调节作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

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文献较为缺乏,且忽视了企业内部因素。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创新绩效划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构建企业创业导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运用门限回归法探究不同创业导向区间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受惠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受惠强度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导向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调节作用,且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存在门限效应;当创业导向处于较低区间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受惠强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创新质量;当创业导向处于较高区间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受惠强度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激励效果最优;创业导向的调节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并与鼓励创业导向的政策配套实施;根据不同的创业导向水平和不同行业制定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本文从企业内在因素这一新视角探讨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揭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企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深层原因,并为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了...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下简称“加计扣除”)政策是迄今为止我国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力度最大的税收政策措施。本文在对江苏创新型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建立Probit模型对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研发水平、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区域行政政策、政策宣传服务水平、政策申报成本、政府行政效率、政府支持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10个因素对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具有影响。其中,企业研发水平是影响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分别是影响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重要的正向和负向因素;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区域行政政策和政府行政效率是影响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较重要的正向因素;金融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负面的影响,政策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政策宣传服务水平和申报成本分别对于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具有正面和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对89家样本企业的调查统计分析,评价该项政策的执行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申报享受该项政策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企业申报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审批程序、政策执行人员的服务水平、税收政策的优惠力度、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企业管理层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认知等;而税收政策的稳定性、政策执行准备工作充分程度、税收政策的明确性、税收政策信息传递畅通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申报的积极性影响相对较小。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依据及对策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保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完善期三个发展阶段,扣除主体范畴、研发活动范围、研发费用支出内容、研发费用向后结转以及集团公司集中研发费用的合理分配等方面内容得到不断拓展和延伸,多层次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政策依据包括理论和实证层面。针对实际操作中执行不力现状,文章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加计扣除政策有效实施的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企业研发活动与盈余管理-微观企业对宏观产业政策的适应性行为

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研发投入对盈余管理的刺激作用及触发机制,并尝试从盈余管理的视角探讨微观企业对宏观产业政策的适应性行为。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刺激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企业获得的财税支持越多,且高研发组的敏感性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没有影响研发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放松卖空管制与基于研发费用的盈余管理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放松卖空管制对企业基于研发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放松卖空管制促使上市公司削减研发费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卖空机制强化了管理者削减研发费用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这一现象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明显,但在管理者持有长期股权激励的公司中得到了有效抑制,且长期股权激励的治理效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排除了投资机会改变等替代性解释,证明放松卖空管制后管理者削减研发费用确实是盈余管理动机增强所致。本研究扩展了对卖空机制实施效果的理论认知,为公司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操纵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从研发操纵视角，实证检验了加计扣除政策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激励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而研发操纵抑制这种激励效果；（2）随着加计扣除政策2013年和2015年的两次修改，民营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得到一定治理；（3）研发操纵在盈利、非家族、非高新技术及税收监管弱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为税收政策引发的激励扭曲效应提供微观证据，还为完善加计扣除政策提供建议。     

棘轮效应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区分了棘轮效应与盈余管理的正负方向,关注了其他研究中较少关注的负向棘轮效应与负向盈余管理,并用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棘轮效应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棘轮效应也是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之一,经理人利用棘轮效应进行盈余管理能为自己在下期带来更大收益。这丰富了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真实盈余管理与R&D支出——一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3年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763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讨论真实盈余管理与RD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创业板上市公司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支出程度就越少;同时还发现上市公司中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的零阈值差异。     

管理者薪酬契约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关系

管理层薪酬契约是建立企业盈余管理约束机制的重要环节。本文从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角度出发,以06年到08年间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发要素集聚、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基于空间异质性的视角

研发溢出效应以及空间异质性使得研发要素集聚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应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限面板模型考察了1993-2012我国研发要素集聚与研发效率之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研发要素集聚与研发效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研发要素集聚对研发效率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研发要素集聚对研发效率提升效应主要取决于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要素集聚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越大,研发要素集聚对研发效率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而研发要素集聚和研发效率之间则呈倒"U"型关系,研发要素集聚跨过一个门槛值,将抑制研发效率的提升。本文政策含义明显,政府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同时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研发要素集聚的误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效率提升策略。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与盈余管理

本文探究了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显著提高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这主要与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了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关。同时,不同商业模式创新类型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定位创新、盈利模式创新和现金流结构创新会显著影响应计盈余管理;而业务系统创新则会显著影响真实盈余管理。从治理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而言,商业模式创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在分析师跟踪少和媒体关注度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商业模式创新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内在机制,从信息披露治理角度为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分析

为了加强在新会计准则制度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的管理,分析了无形资产开发费用处理以及存货发出的计价方式、企业合并会计处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指出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可能采取的新的对公司盈余进行管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