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现代派”与“寻根派”文学

“现代”、“寻根”两股潮流在新时期文坛上走完了各自的道路,在对其进行历史总结时,要特别注意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然后站在现代精神这个立足点上,使我们的作家们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去寻找未来文学净化的“血缘带”。     

“叙美派”文学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

＂叙美派＂文学是阿拉伯文学中的一个特殊流派,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它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叙美派＂文学对阿拉伯传统文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还成功地将东西方文学融合为一体,从而展现出阿拉伯文学的独特魅力。     

“新月派”名称的由来

“新月派”是我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流派。它为什么叫“新月”?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其命名原来竟是天津化名人、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先生。     

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的“乡土文学派”

本文主要研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的“乡土文学派”,并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催生的“乡土文学派”的流派特征以及它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意义这三方面系统地阐释两者的关系,希望在理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加深对“乡土文学派”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和认识。     

论“新青年”派的“平等”观念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现代“平等”观念传播的高峰。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的“平等”观念有其历史的特点,帝制的颠覆使“平等”从异端的政治诉求部分地变为法律条文,开始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比诸洛克的平等观念,“新青年”派通常在家庭伦理和男女平等要求上表现出更激进的面貌。但是,对待经济平等问题的分歧,则凸现了“新青年”派日后分裂的深层原因。自由主义者通常强调的只是法权平等,常忽略经济平等;激进的左翼则更加注重经济的实质平等,不满足于平等观念的思想启蒙,促使他们转向从事实际的社会变革。     

历史冤案:反"改组派"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开展的大规模反“改组派”斗争,杀害了大批优秀党政干部、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这场在革命阵营内部开展的反“改组派”斗争是一起历史冤案,它也是直接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论"五四"社会派散文作家的创作

五四散文主要由社会派散文与人生派散文两大系列构成。社会派散文关注的是社会性存在，具有显见的意识形态倾向，其主旨主要在于进行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这一类散文以杂感(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互动，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史意义。     

“山药蛋派”论

文章就“山药蛋派”产生、发展的历程以及它们作品的特色、审美品格和对整个文学史的贡献等诸方面作了综论，并指出了一些不足和局限。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鸟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论“中国诗坛”派的抗战诗

抗战期间，以岭南的“中国诗坛社”为核心的“中国诗坛”派，创作了大量抗战诗，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诗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一、高唱抗日主题歌、弘扬民族主旋律，鼓动了千百万民众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二、坚持面向大众，使诗歌为大众喜闻乐见，并能接受，起到教育作用，产生巨大力量；三、转变诗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推动了岭南新诗乃至全国新诗的发展。     

从徐迟到李鸣生——论“哥德巴赫”派与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

＂哥德巴赫＂派报告文学曾出现过两次创作热潮,也表现出两个不同阶段。其前后阶段的代表分别是徐迟与李鸣生。从徐迟到李鸣生,新老＂哥德巴赫＂派虽然一脉相承,有着内在的影响与继承关系,但与整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生态相一致,其中也存在诸多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鲜明特色。即以李鸣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在精神承担、典型叙事与史诗追求等方面,不...     

论现代文学初期的“留日派”作家阵营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留学生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近现代文学开创初期的情况来看,最初的一批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有留学外国的经历,“留日派”和“美羹派”是当时最为集中的两大阵营。本文选择“留日派”作家阵营,从创作特征,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论述。     

艾特玛托夫与俄罗斯“农村散文派”

吉尔吉斯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漫长的创作期,明显地受到了当时传统主义文学,尤其是“农村散文派”的影响,同时他立足于本民族,不断地汲取民族素养,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异域民间特色。     

论“上园派”的诗学观念

文章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理论语境出发,论述了“上因派”诗歌观念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诗学观念对实现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实现西方诗学的本土化转换的现实性意义。突出了上园派诗学观念的历史价值。     

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

杨仁敬等撰写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是目前一部比较详尽地阐释美国最有代表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力作.<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性意义,其出版标志着我国学者已走进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最前沿,对于促进学界对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深入研究和推动高校英语专业的语言和文学教学,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重审

作为一个特殊称谓,“现代派”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曾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现代派”文学对于80年代文学以及此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和影响是巨大的,但其生成、发展和价值却包含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在揭示“现代转型”的逻辑下,如何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现代派”的出场,“敞开”的逻辑,“历史”的生成进行价值重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具有当代意义。     

危机的发明与走向“现代派”之路——论施蛰存及其友人的早期普罗文学创作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追根溯源,主要探讨后来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早期的普罗文学创作。认为他们在19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巨潮中,理解政治上革命的必要但不愿让文学完全服从于此,醉心于文学上的“新异”但又不愿背离中国社会而使之变成无根之木。针对上述困境,他们通过自身普罗文学创作中“理智和情感底冲突”这一“危机”的发明,完成了对普罗文学的告别,摆脱了政治上的“革命”要求带来的束缚,“合理”地回到文学本身。以试图超越政治的姿态更“自由”地追求着文学上的“现代”,最终成为了“现代派”。     

构建“企业派”与“学院派”相融合的双师团队

双师团队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石与依托。本文从构建融合型双师团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入手,结合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通信专业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探索构建“企业派”与“学院派”相融合的双师团队之路,以推动双师团队的发展与建设。